茅家琦：金陵读史七十年

作者： 缪志聪

2017年09月21日  来源： 中国教育报　

　　9月的南京，尚未入秋，小雨过后郁郁葱葱。穿过百年南京大学旁的青岛路，拐进一个小院，里面绿树成荫，有几栋公寓楼。其中一栋，就住着茅家琦。

　　从1947年考入中央大学至今，91岁的茅家琦绕着南大,与历史结下了大半个世纪的缘分。他至今共出版重要学术专著20余部，发表学术论文100余篇，涵盖晚清史、太平天国史、中华民国史、当代台湾史等领域，是国内太平天国史研究名副其实的“泰山北斗”，也是台湾当代史研究当之无愧的“拓荒者”。

　　这位江苏土生土长的历史学家、南京大学终身成就奖获得者，将自己的一生都献给了史学。“我在工作上主要做了三件事，一个是早期的太平天国研究；一个是开展当代台湾史研究，填补中国近代史研究的空白；还有就是毕生对人文精神的弘扬以及历史真相的求索。”茅家琦说，自己是工作上求突破，人生里求安稳，“一辈子住在南大的这个小楼里，最近更是不太出去了”。

　　治学之路：一个学经济的“历史学家”的诞生

　　茅家琦走上历史之路有些偶然。1946年底，19岁的少年茅家琦从泰州老家来到南京，顺利地考上中国银行，当上了一名检券生。第二年春天，不安分的他分别参加北京大学和中央大学的招生考试，结果陷入幸福的烦恼：他同时被两所顶级大学录取。

　　茅家琦选择了中大的经济系。但很快，那个风云变幻的大时代就彻底改变了他的命运。茅家琦入学的时候，国共内战全面爆发，一年多以后，学校给学生放了长假。1949年，南京解放，中央大学改名南京大学。1951年，茅家琦毕业留校，并于1953年成为政治经济学教师。1956年，茅家琦申请调到历史系。

　　因为学经济出身，茅家琦在转系申请中表示单纯的经济理论很难解释经济问题，必须把经济问题置于历史发展的总过程中，才能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这个理由似乎过于抽象，但是茅家琦用它成功地说服了历史系的领导，成功转系。

　　1956年年底，他正式到了历史系，从此再没有离开南京大学研究历史的岗位。六十年弹指一挥间，他历任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系主任、历史研究所所长、台湾研究所所长等职务，并获南京大学终身成就奖，都因为这一历史的机缘。

　　刚跨入历史之门，茅家琦研究的是经济史。很快，他便发现经济史这个课题太广、太泛，很难抓住重点和核心。“刚开始研究，对象应该集中一点、小一点。”茅家琦决心调整方向。当时国内太平天国史很热门，加上国内最顶尖的太平天国史研究专家罗尔纲在南京搞研究，并在南大历史系兼课，茅家琦决定把研究方向转向这一领域。

　　日后再看，这是一个在正确的时间、正确的地点、做出的一个正确的决定。不久，茅家琦独立完成的一篇关于杨秀清的论文得到罗尔纲的肯定，这个可贵的肯定，成了国内两位顶级太平天国史研究专家几十年友谊的开端。

　　不久，茅家琦又结合自己的经济学知识，写了《太平天国失败后的江南农村》，因为视点独特，此文在学界引起了很大反响。那时，他白天在系里担任主任助理，处理繁杂的行政工作，晚上回家看书，每天基本上都看到十一二点。就这么一边看，一边查字典，一边翻译，一边记录，他抄了满满6抽屉的卡片，最终出版了《太平天国兴亡史》《太平天国对外关系史》等一系列标志性著作，成为史学界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

　　游在真理的长河：研究历史要“四根拐棍”

　　1964年8月7日，上海《文汇报》发表了茅家琦的一篇论文《论李秀成》，在全国史学界引起了轩然大波，也引发了一场对他的“大批判”。就是由于这一篇文章，茅家琦成了“江苏省第一号叛徒辩护士”。这期间，茅家琦一直默默做着研究，加强人文精神与思辨能力的训练，丝毫未停下追求真理的脚步，直到2012年，他才发表一篇答辩文章：《“忠王不忠”辨析》，其学术追求的“韧性”可见一斑。

　　到了20世纪80年代，茅家琦感觉太平天国史研究过热，遂将目光转向中国的近代化，而且一转就转到了“台湾的近代化”上。

　　1949年以后的台湾历史是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空白。1980年，茅家琦应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的邀请去美国访问了两个多月。在这段时间里，茅家琦看了很多书，了解到1949年以后台湾社会的变化和发展。

　　回国后，茅家琦跟其他老师商讨一起研究台湾史，很多人都觉得这个问题太敏感，不敢涉足。但茅家琦不考虑那么多。“研究种种客观存在，取得认识，当然需要理性——一种穷根究底的、不受任何权威和各种功利限制的独立研究精神。”茅家琦说。

　　凭着对历史的执着追求，1988年，由茅家琦主编的《台湾三十年（1949—1979）》由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引起海内外学界的强烈反响，被誉为新中国成立后大陆首部具有开拓精神的当代台湾史专著。出版社开始印了5000册，后来又再版了5万册。因为这本书还带有学术研究的成分，有些高校还把它列为博士参考书。

　　一从事学术研究，茅家琦就开始了独立思考。自觉思考人生问题的意识，是他探索研究和建构史学思想的哲学渊源。前辈史学家强调研究历史必须掌握“两根拐棍”——古汉语和外语。这是从“史学即考据学”的角度提出来的。茅家琦认为，在现阶段仅仅靠这“两根拐棍”已经不够，需要加上另外“两根拐棍”，即弘扬人文精神与弘扬进化认识论。

　　1983年2月9日，茅家琦经过长期思考和深入探索，在《光明日报》发表论文《马克思主义史学方法中“假说”的运用》。他提出，历史学家的历史著作往往是一种假说，是相对真理，不能视为绝对真理；需要经过多方面的检验，逐步修正错误，接近绝对真理。那应当如何检验历史研究中的假说是否是真理呢？茅家琦认为，一要看以后陆续发现的材料，要能继续证明已经提出的假说是正确的；二要看人们的思想理论水平提高以后，是否仍然认为过去提出的假说是切合实际的。

　　“真理是个长河，你在真理这个长河中游泳，你可以倾尽全力向真理靠近，但是你永远到不了真理的尽头。真理是个长河，你在真理的长河中游泳，你要慢慢向前进，一步一步前进，但是你总到不了最终目的，因为真理是向前发展的，没有尽头的，所以你只能看到一个阶段，我们称之为相对真理。你到不了绝对真理。因此你写文章，发表你的见解，只能是个假说，这个假说里面你要经受住考验，要坚持真理，改正错误，逐步前进。”这一段话，成为茅家琦的名言，也见证着中国历史学界的孜孜探索和求真精神。

　　历史哲学的形成：思想合力构铸历史

　　2016年5月28日，茅家琦先生史学思想学术研讨会在南京大学举行，当天也是他90岁寿辰，其新著《历史与思想论集》首发式同日举行。这本被他视为从事历史研究60年最大收获的著作，用了近15年才告完工。

　　20世纪90年代，时任南京大学名誉校长的匡亚明邀请他担任“中国思想家评传丛书”的副主编。其间，茅家琦认真阅读了很多书稿，撰写了《孙中山评传》。在《丛书》出齐以后，他又联系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进一步思考一个问题：思想对于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究竟有怎样的关系？起到什么样的作用？

　　茅家琦说：“在这一过程中，我深刻地体会到思想文化与社会历史发展存在着很大的联系。整个思考的过程，大体经过三个发展阶段：第一阶段，肯定人文精神与历史发展有巨大关系；第二阶段，肯定人文精神与思辨精神两者都与历史发展有巨大关系；第三阶段，形成一种理念——思想合力构铸历史。”

　　为此，茅家琦先后写了三本书：《思想文化与社会发展》《桑榆读史笔记——认识论、人生论与中国近代史》以及《历史与思想论集》，不断深化自己的理论新见，并在《历史与思想论集》提出了“思想合力构铸历史”，为他半个世纪的探索做了总结。

　　在茅家琦看来，这一理念的提出，是多年来学人的探索和总结，是南京大学人文社科研究的一大成果。茅家琦进一步阐述何为“思想构铸历史”：第一、其中所说的“思想”是指被历史人物接受，并作为创造历史的指导思想的社会意识形态；第二、“思想构铸历史”的过程中，有四个不可缺少的环节：构铸历史的思想（系统化的社会意识形态）、构铸历史的主体（包括人民群众和英雄人物）、构铸历史的方式（包括和平改革和武装斗争）和最后构铸而成的历史实际；第三、多种不同的思想主导着创造历史的各类历史人物的实践活动。在实践中，各种思想相互碰撞、相互融合，最终，某一种思想（多数的情况下是几种思想的融合）构铸了一定的历史实际。

　　茅家琦认为，“思想构铸历史”，并不是指某一种思想构铸历史，而是指多种思想的合力构铸历史，不能简单地说是“思想”构铸历史，“在一个历史时期以内，往往有多个人以多种思想为指导，进行创造历史的活动。各种思想相互冲突、补充、融合，最终形成一种合力，创建了一个新的社会。”

　　历史精神的传承：在时代的延续中闪耀

　　“垂暮之年，回顾我的学术道路，最是忘记不了的，是孙副校长、陈主任和匡校长对我的深情帮助。”在秋天的余晖里，茅家琦的语调沉缓，念念不忘要感谢几个人。

　　时任南大副校长的孙叔平和南大政治辅导处陈毅人主任，是他走向历史研究的推动者；时任校长匡亚明是他强有力的支持者。茅家琦说，他还清晰地记得匡亚明校长在自己最困难的时刻，讲的一句“悄悄话”：“不要紧张，再写文章。”

　　事情发生在1964年9月。那时因为“美化叛徒李秀成”，全省正对茅家琦进行大批判，批判他鼓吹“叛徒哲学”。一天下午，历史系在会议室召开批判大会。在系办公室门口，茅家琦意外遇到匡校长。当时距离开会还有一段时间，系办公室门口，只有这位灰头土脸的青年学者和校长两个人。

　　“我叫了一声：‘校长！’并对他苦笑了一下。匡校长当时对我说了两句话，八个字：不要紧张，再写文章！这实在出乎我的意料。我感到这是匡校长的一句安慰话。但是，在当时的情况下，我是十分感激的，而且永远记住了这八个字。”茅家琦回忆说，这件事一直支撑着自己从事学术研究，而这种对青年学者求真务实的保护与鼓励也深深影响了自己。

　　后来，许多的年轻人，就像青年茅家琦和匡亚明那样，在茅老的指引下，走向史学研究的道路。作为一个独立治学、具有很强的理性思维能力的学者，茅家琦一生的治学，充满了对人道的关怀和理性的探求。在他60多年的教学工作经历里，这种精神也一以贯之，其教学与教育工作严肃认真又细致有方，在南大师生中有口皆碑。

　　南京师范大学社会发展学院教授经盛鸿1980年到1982年在南京大学历史系读研究生期间，选修了几门茅先生执教的课程。“茅先生不仅讲课认真，而且对我们的每份课后作业都细心批改。我至今还保存着当年先生批改的作业。”经盛鸿回忆，茅家琦对作业改得十分细致，甚至将文章中的错别字“弊足”也用红笔订正为“蹩足”，“这给我极大的震动，使我认识到社科工作者必须重视中国语言文字的基本功。”

　　茅家琦始终认为，大至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兴旺，小至一个学校、一个系科的发展，光靠一个人、一代人的努力不行，而要靠全民族、全学校、全系科的世世代代的奋斗。他的一个“给一名学生上课”的故事就广为流传。

　　有一年，南大太平天国史专业只招收了一名女研究生。即使对着这一位听课的学生，茅家琦也如同对数百、数千人的听众一样，一丝不苟。不少学生亲眼目睹茅家琦先生正襟危坐，拿着教材，极其认真地讲着，而在他的对面，只坐着这一位学生。

　　就在今年5月份，90多岁的茅家琦还专门写了一篇文章，指导青年史学家如何做学问：《给青年史学家的三点意见——如何写好博士论文》。他说，青年学者要培养实证精神，要弘扬思辨功夫，要提高“进化认识论”的实践能力。

　　对青年学者，茅家琦多年来一贯勉励。香港中文大学郑会欣教授1982年从南京大学毕业之后被分配到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工作后不久偶遇茅家琦，茅老当时就热情地鼓励他要珍惜机会：“从事历史研究最重要的就是要掌握第一手资料，要甘于坐冷板凳，一个问题一个问题地进行研究，由点到面，持之以恒，最终一定会取得成绩。”“虽然这件事已经过去近二十年，但此情此景仍历历在目，老师的这番教诲语重心长，使我受用不尽。”郑会欣说。

　　“回顾七十年的读史历程，我永远忘不了陈主任、孙副校长、匡校长对我的帮助教育；回顾七十年的读史历程，我的最大体会是：实证、思辨和进化认识论；回顾七十年的读史历程，我还要感谢许多青年学者和我的亲密合作。没有这种合作，许多著作是写不出来的。”在采访行将结束时，茅家琦讲了这三个“回顾”，恰似与南大古朴的校区一脉相承，诉说着百年的人文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