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是他的生活方式

作者：黄 萱

2016年04月23日 来源：人民日报　　

　　转眼间，父亲黄枬森离开已经三年了。但我通过父亲留下的文章，他的笔记，他的日记，感受着他的存在，就像他从未离开。阅读父亲的日记或者笔记的时候，我有一个鲜明的感觉，就是他的大脑没有一天不在思考着哲学问题。

　　这当然不只是说他从未退而休之。在他的晚年，哪怕是耄耋之年，也仍然是一篇文章接着一篇文章，一个科研课题接着一个科研课题，直到他生命的最后时刻。

　　我这里的意思是，只要他醒着，在没有琐事打扰他的时候，他的脑子里就全都是哲学问题，甚至于普普通通的家居生活，在他眼里，也充满着哲学意味和哲学情趣。

　　那还是上世纪90年代，父亲陪着我母亲去美国探亲。在那里的三个月，他没有办法带上他做学术研究不能离身的哲学资料和书籍，也没有办法继续他未完成的课题项目。按说这对他来说是一次难得的长假，然而，他那早已习惯思考的大脑却停不下来。

　　记得他回国后很高兴地告诉我，他在那里整理出了四十多篇哲学杂文题目，既然是杂文，那就不能像平时的论文，长篇大论，而是以千字为限，一题一议，力求通俗易懂。并且，他已经写出了头几篇。

　　我在帮父亲录入这几篇文稿时得以先睹为快。发现这几篇哲学杂文从题目看就很吸引人，如《从先有鸡还是先有蛋谈到哲学》《自相矛盾的哲学家》等等。这些杂文与父亲通常写文章的语气结构均有不同，清新，生动，真正是寓高深的哲理于浅显的文字中。我欣喜地催父亲接着写下去，但父亲每次都说，等他的课题完成了，有了闲暇，再来写。然而，随着时光的推移，他手中要完成的工作有增无减，他所期盼的闲暇时光愈加遥遥无期。他也曾设想，在我退休之后，由我当他的助手，帮他完成两本书，一本是《我的哲学体系——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解读》，另一本就是《生活中的哲学》，具体方法是由他把这些提纲列出来，或者用录音笔把想法口述出来，由我来整理成文。然而，直到2013年1月那个寒冷的冬日，长达十六年的时间里，他再也没有过类似的假期，最终也只留下了当年写于大洋彼岸的四篇杂文。

　　虽然哲学杂文没有续写，虽然父亲的工作是紧张的，但这却不妨碍他饶有兴味地品味着生活。只不过，这种品味，绝对是属于哲学家的。

　　父亲从美国回来后不久，我的女儿出生了，父亲非常喜欢孩子，他有时热心地帮我哄孩子睡觉，方法是操着浓重的四川口音对着几个月大的婴儿读他的哲学杂志，他说这叫工作生活两不误。效果居然奇好。

　　在父亲的眼里，孩子的成长过程也满含着哲学道理。他曾在日记里这样写道：“一岁三个月的宝宝看见妈妈集邮，用铁夹子夹票放入集邮簿内，也要了一个夹子夹纸片玩。她称纸片为‘票票’，夹子为‘夹夹’。她当然不知道邮票为何物，也不知夹邮票在干什么，她能了解的是用夹子夹纸票，也就是说，她已有了初步抽象能力，但抽象出来的东西是表面的，初步的，这就叫从抽象开始，人的认识是从抽象到具体的过程。几年后，她的认识才能上升到‘集邮’这一水平，那时她的认识当然就具体了。”

　　一个月后，父亲又有了新的发现：“一岁四个月的宝宝已经有‘相对’概念。最初她只知道一个妈妈，即她的妈妈。当她的妈妈叫她的阿婆为妈妈时，她哈哈大笑。可能她觉得太可笑了，怎么又跑出一个妈妈来呢？慢慢地她懂了，妈妈是相对于谁来说的，阿婆是妈妈的妈妈。当她妈妈问她：我怎么叫阿婆？她回答说：‘妈妈’。进一步问她，我怎么叫阿公？她回答，‘爸爸’。”

　　父亲的哲学思考仿佛无时不在，无处不在。

　　清晨早起洗脸时，听见窗外公交车的行驶声自远而近又自近而远，他就想到：“我知道，实际上公交车的声音并没有变化……因为我知道我听到的声音大小是由两个因素决定的，一是声音的大小，一是声音离我的远近（当然还有我的听力如何，此处只谈外部因素）。我所听到的声音变化不是它本身的变化，而是它与我的距离的远近的变化，因此，我不会因为我所听到的声音变化就断定公交车在行驶中声音是忽有忽无，忽大忽小。我知道当汽车稳速行驶时，其声音基本上是不变——这是感性认识中包含理性因素的一个恰当的例证。”自然，随后还有一些学术思考的申发。

　　春节到了，姐姐一家、保姆小蒲一家连同我家和两个老人一起聚餐，父亲高兴地说：“四家人各坐一边，围着桌子团聚了，好不热闹。”姐姐的女儿接口说，不是四家人，是一家人。我们都说她说得好，父亲回答说：“我说的是小家，你说的是大家。”接着父亲满含哲理地说：“但愿大家似小家，不要小家似大家。”

　　餐后家人围坐打麻将，父亲也被我们拉上桌，尽管输赢的不是钱而是一堆黑白围棋子，但仍然是风水轮流转。晚上静下来后父亲写道：“世事如麻将也。各种博弈中，均有偶然与必然二因素，唯比例不同而已。在没有作弊的条件下，我估计对面下棋（各种棋类），技术、主体状况（必然）与偶然之比大致为90∶10，桥牌70∶30，麻将30∶70，纯赌博10∶90。”由此，父亲想到了人生：“个人达困、家道兴衰，棋乎，赌博乎？偶然必然均有，比例则难言也。”

　　哲思于父亲，就像他须臾不离的眼镜，帮他看清眼前的一切。但有时，理性的思辨也会给他带来困扰。

　　我女儿长大后，常常因为工作加班深夜不归。父亲曾在一篇日记中记载了他的心情：“改革开放以来，经济上发展确实太大，过去无与伦比，但思想上、道德上、社会秩序上所付出的代价也太大。一个年轻女孩午夜独行就很不安全，全家都担心。真是辩证法弄人，令人左右都不是人！”父亲的理性与情感居然打架了。看到此处，莞尔之余，我再一次深深感受到父亲对晚辈的殷殷关爱。

　　辩证思维早已融入父亲的血液，以至于他表达最真挚的感情时也一样辩证。

　　2007年，我母亲八十岁生日时，父亲给她的祝词是这样写的：“近日写关于《两论》的文章，谈到绝对与相对之理，于是得此数句：我们初次相逢时，你二十岁，我二十六岁，我比你大六岁。六十年后的今天，你八十岁，我八十六岁，我仍比你大六岁。可见，绝对地说，我们都变老了，但是相对地说，我们仍然那么年轻。这不是诡辩，这是事实。因为在我眼前晃动的仍然是你年轻的容颜和身影。在我心目中，你永远年轻。”

　　父亲的哲思星星点点遍布他的日记和笔记。

　　比如夫妻关系，他说：“报上有文章讲，夫妻应是朋友。一般而言，夫妻关系远比朋友关系更为亲密，难道还要向更疏远更浅的关系看齐吗？这启发我想起，岂止夫妻关系应首先是平等的，即符合人与人之间最起码的原则——人道主义，许多高层次关系都缺乏人道主义的平等原则，如亲子、亲戚、朋友、同事、同志……莫不如此！”

　　再比如关于生死。他看见杂志上介绍西方世界末日思想与近期大灾难的可能，写道：“其实，就个人讲，人人都有一个‘末日’，天天都有人到达末日。‘世界末日’好像是遥远之事，‘个人末日’则是极其平常的。人们都能度过其末日，不能也能，又何惧世界末日？人能具有乐观地度过有成有毁的一生，人类何独不能乐观地度过其有成有毁的一生呢？遥想无边无际的宇宙中当有无数个人类生生死死，正如地球上有无数个人生生死死一样；每一个人类都想方设法拖延自己的毁灭，正如每个人拖延自己的死亡一样。是不是这样呢？”

　　生则只争朝夕，死则从容归去。马克思主义哲学给了他科学的世界观，通达的人生观，辩证的生死观。如今他已离去三年，大家还会聚在一起探讨他的哲学思想，所以，他对于我们，对于这个世界，并没有离去。

　　正如他在九十岁生日前一晚忽然悟得的那样：“中华民族天生是一个无神论民族。根据是中华民族的最早的神话：盘古开天地，女娲补天。他们不是创世主，而是世界的改造者。宇宙是从来就有的，他们只是用自己的劳动改变世界。”从加入地下党，继而转向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研究与教学算起，父亲辛劳了七十多年，他为用劳动改变世界奉献了自己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