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中短篇小说评述
作者：贺绍俊
2015年01月05日 来源：光明日报
文学，一直在传播正义和真理的声音。但我常听到有的人批评小说远离现实了，其实这种批评错误理解了小说是如何与现实发生关系的。小说并不是为了告诉人们现实发生了什么事情，而是要告诉人们，作家是如何对待现实的。小说正是以这种方式，抵达了现实的纵深处和隐蔽处，我们从小说中看到了别样的风景。
好故事不仅仅为了消遣
读小说，首先都是想读到一个好故事，小说介入现实的方式也是通过故事来完成的，但只有把讲故事当成一种艺术追求来对待，才能讲出有价值的好故事。王方晨的短篇小说《大马士革剃刀》就是艺术精品。它的叙述密不透风，却处处暗藏“杀机”。2014年的中短篇小说的确讲了不少好故事，而且每个作家获取故事的来源和组织故事的方式都不一样。
有的是在新闻的基础上组织故事的。陈应松的中篇小说《滚钩》与几年前轰动全国的一桩“挟尸要价”的新闻有关，但他显然不是在重复当年的新闻事件，而是以此为“面团”，不断发酵，“揉”出了一个跌宕起伏的好故事。好故事会牵连人心的痛处、撕开社会的暗处，带着作家本人的思想和体温。陈应松并没有简单地处理成对乡间恶霸的谴责，而是通过主人公成骑麻的生存处境一点点辐射开去，让读者看到了基层社会治理的深层问题。陈应松让萨克斯管在江边吹奏起《回家》的旋律，小说写道：“他是在唤魂。”其实，陈应松写这篇小说的目的就是为了唤魂，唤社会之魂。
邵丽的中篇小说《第四十圈》仍然是她到乡下挂职体验生活获得的写作资源，但被她编写成了一个带有希区柯克式的故事，悬念丛生。挂职副县长去了解一桩并不复杂的案件时，发现不同的人所讲述的案子面目不一样，评价更是千差万别。作者由这个故事揭示出现实生活中的“罗生门”：人与人之间失去了对话的可能性，人心更是封闭的。当一个社会缺乏对话的渠道时，本来可以化解的矛盾不仅化解不了，而且会被无限扩大和激化。小说开头，邵丽引用了《旧约》中的一句话：“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以手还手，以脚还脚。”这是否是要告诉读者，如果这个世界失去了友善的沟通，就只能陷入“以牙还牙”的恶性循环之中？或者她还想说的是，如果一个人对他人以恶，他得到的只会是“以牙还牙”的报复？
方方则发现了她10多年前的一篇小说中的故事仍然具有生命力，她延展了这个故事，让故事中的人物在当下的舞台上又有了更精彩的表演，这就是她的《惟妙惟肖的爱情》。10多年前，方方在小说《禾呈》中描摹了大学老师禾呈失落和彷徨的情景，而在《惟妙惟肖的爱情》里，禾呈一家的故事进一步发展，特别是通过禾呈的一对双生子惟妙和惟肖的成长史，勾勒出时代的精神走向。方方在小说中表达了她对知识分子的失落和没有话语权的不满，但她对于知识分子同样具有批判意识，毫不含糊地揭露了知识分子应对世界的无能为力和无所作为，嘲笑了他们以不变应万变的“驼鸟”心态。
教育是作家重点关注的对象。余一鸣现在仍是一所学校的教师，得天独厚，总能找到一些其他作家没有的特别角度，去观察教育界的千奇百怪。他的中篇小说《种桃种李种春风》将教育体制与亲情伦理，以及贫富差距的社会问题等交织在一起，看到可怕的教育体制是怎样左右着人们的，从老师到学生，再到家长，到社会各级领导，都在围绕这个可怕的教育体制团团转。小说中的老陈书记说，中小学在孩子身上埋下的病毒终将伴人一生。这是一位长年在中学当老师的作家发自肺腑的感慨。毕飞宇近些年也写了好几篇反映教育问题的小说。他的短篇小说《虚拟》同样是把教育放在整个社会文化的蜕变背景下来讲祖父的故事的。祖父一生奉献给了教育，他满足于“桃李满天下”的成就感。但当他去世后，并没有出现花圈铺天盖地的期待。毕飞宇准确地抓住现实中的一个场景，揭示了当代社会的情感冷漠和信仰消失的可怕程度。女真的短篇小说《儿子上树》则是通过孩子反常态的行为，给司空见惯的教育常态扔进了一颗石子，激起浪花，其构思另辟蹊径。
关注精神现象
文学抵达现实的纵深处，在很大程度上是指作家对精神现象的关注和揭示。
精神现象始终是蒋韵的关注重点。她在中篇小说《晚祷》的创作谈中说，她“想写罪与罚，想写不可救赎不可赦免的某种决绝承担”。小说主人公有桃因为不能原谅自己小时候的一次过失，一生都在折磨自己。癌症晚期的有桃来到法国乡村的小教堂。教堂晚祷的钟声感动了有桃，她面对神坛说出了内心的秘密，也就放下了心中的石头。蒋韵的意象来自法国画家米勒的著名油画《晚祷》，画家将宗教的神圣感融入到土地和劳作的日常生活之中，有一种令人倍感亲切的神圣感。也许正是这种意境触发了蒋韵的写作灵感，她让她的人物最后获得了这样一种日常生活中的神圣感。
弋舟也是一位追求精神性的作家。他以刘晓东为主人公连续写了三部中篇小说，从《等深》到《而黑夜已至》，再到《所有路的尽头》，弋舟以刘晓东为线索，几乎书写了一代人的精神史。《所有路的尽头》中有个诗人尹彧，“代表着一个时代和一种价值观”。但邢志平在女友尚可所写的《新时期中国诗歌回顾》中找不到尹彧的名字。他被告知，尹彧当年的诗“不足以进入文学史”。我想，这应该是作者弋舟在这篇小说中最核心的隐喻——一个理想的时代，一个让整整一代人热血沸腾的时代，却轻易地被当代人从历史中抹去。
塑造人物仍然是中短篇小说的重要艺术表现手段。石一枫的中篇小说《世间已无陈金芳》写了一个乡下女孩在城市跌宕起伏的人生，塑造了一个具有时代特征的典型人物。石一枫戏谑地讲述陈金芳的暴富，却并没有因此糟践这个人物。相反，他指出了这个人物的可怜之处。陈金芳“只是想活得有点儿人样”，这是一个很浅显的生存哲学，或许也是最大众化的生存哲学。但这个社会不断变着花样提供“人样”的标准，陈金芳就是被社会的标准不断地推搡着止不住步，她不清楚自己该是什么“人样”，终于失去了自我。这大概就是石一枫给小说取了这个名字的用意吧。须一瓜的中篇小说《老闺蜜》中的两个老太太活灵活现。作家以小见大，从日常的琐碎入手，揭示出普通人的空虚无聊的社会心理状态。
另一种风景
从讲故事的角度看，现实主义的叙述方式用在小说上更为合适。中国文学有着强大的现实主义传统，但在现代文学思潮的浸染下，当代作家在中短篇小说的创作手法和创作理念上已经有了明显的突破和发展，极大地丰富了现实主义的叙述方式。当下在小说中看到的现实主义叙述，不同于传统现实主义的纯客观叙述，作家们领先现实经验，遵循现实逻辑，却又极尽主观想象，具有极强的主体意识。一些作家在叙述风格上开辟了另一种风景，尽管相比于现实主义主潮来说，这并不是特别显眼，但它们的存在就是一种难得的文学现象。
在另一种风景中，红柯是特别抢眼的一位作家，他基本上是以浪漫主义的叙述方式来结构小说的。浪漫主义在当代文学史上一直处在受压抑的状态，红柯是难得的一位坚持浪漫主义并将其发挥得非常充分的作家。他的中篇小说《故乡》以浪漫的风格酣畅地抒发了他对故乡的情愫，所有的书写又都回应着“有尊严的地方才是真正的故乡”。李亚的小说也是值得关注的“另一种风景”。他有着快乐写作的姿态，小说在情趣化中带有浪漫的气质，这就提供了更加自由舒展的可能性。在中篇小说《自行车》中，李亚饶有兴趣地讲述了自行车在乡村的普及历史，津津乐道于乡村面对这个机械怪物由新奇到喜爱再到成为日常用品中的种种趣事。小说看似没有宏大主题，但通过一个具体的物品，勾画出了乡村习俗和生活习俗在时代大潮下的变化轨迹，它其实比任何直白的大道理都要有说服力。张好好的中篇小说《碧玉妆成》是一种主体意识流的叙述。以往的意识流小说，是指小说中的人物具有意识流特征，是作者以理性的自觉去呈现人物的意识流状态。但在《碧玉妆成》里，人物的言行是非意识流的，作者张好好却以意识流的思维进行叙述，这使得在阅读时要跟上作者的思维得费一番斟酌，从而造成了一种特别的阅读效果。
2014年也是80后得到充分表现的一年，他们的中短篇小说也是一道非常重要的风景。池上的中篇小说《桃花渡》带有一种青春气息的审美。这是一个关于理想与爱情冲突的故事，这是小说中常见的冲突模式，但从《桃花渡》中能够看到80后是怎么处理这一冲突的。特别是一批短篇小说，成为80后在艺术上走向成熟的鲜明印记。如双雪涛的《大师》、蔡东的《通天桥》、郑小驴的《赞美诗》、孟小书的《逃不出的幻世》、周李立的《八道门》、甫跃辉的《鬼雀》、孙频的《不速之客》等。为什么特别看重80后的短篇小说？因为短篇小说是考察80后文学的试金石。短篇小说中的经典意识和文学精神给作家带来了不同于时尚化80后的思维方式和看世界的方式。只有那些愿意写短篇小说而且把短篇小说写得比较地道的作家，才是真正具有文学精神和文学品格的作家。也只有当我们涉及了写短篇小说的80后作家，才能真正全面地把握80后文学现象。
（作者：沈阳师范大学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