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郁：穿越在鲁迅的时空里

作者：刘巍

2013年08月28日 来源：《瞭望》 

　　他研究鲁迅，是观照自我，通过鲁迅的“文字人生”解答自我与时代的困惑。

　　在孙郁精神的太空，鲁迅的“幽灵”一直徘徊。

　　在阜成门内西三条的鲁迅博物馆，走进西北角落里的鲁迅故居，你会感受到这小小的院落隔绝了外界的喧嚣纷攘。孙郁自1988年硕士毕业就来到这里，断断续续度过11年时光。“秋天是属于鲁迅的，他在九月来到人间，在十月他又离去”，这位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的院长、鲁迅博物馆的前馆长讲解道。

　　在学术界引起巨大反响的《鲁迅与周作人》《鲁迅与胡适》是孙郁研究鲁迅的起始之作与代表之作。当年为事务所累的孙馆长，一有机会就潜进地下书库，与鲁迅的一万四千册藏书相伴。在读书顿悟与困乏间隙，他觅到了时空的“秘境”，移进鲁迅世界的深处。

　　鲁迅在《坟》的后记中说，为别人引路，自己是不配的，因为自己也不知道路应怎样走，但确切地知道一个终点：那便是坟。

　　这个终点就在故居东侧几十米外的展馆里，这是一座“大坟”，灯光昏暗，你绕着圆周在走。这里存放鲁迅的衣物、书籍、沉郁的影像、文字著作、板画，以至思想……

　　“我是以自己的心去呼应已逝的时光。”孙郁对本刊记者说，“我至今仍怀念大学与研究室工作的年代，我的思维方式、价值态度是在那时形成的，那些岁月影响了我终身的道路。”

　　与鲁迅相遇

　　1957年出生的孙郁原名孙毅，1980年代末毕业于沈阳师范学院中文系。他做过知青、文化馆馆员、媒体编辑。1988年他到北京鲁迅博物馆研究室工作，4年后调入《北京日报》文艺部任副刊编辑，10年后又回到鲁迅博物馆，后来成为这家博物馆的馆长。2009年，因鲁迅研究的长期建树，他成为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的院长。

　　他长期坚持对鲁迅及相关的现当代文学研究，代表作包括《鲁迅与周作人》《鲁迅与胡适》《鲁迅与陈独秀》《对话鲁迅》;他主编的《被亵渎的鲁迅》《鲁迅译文全集》成为这一研究领域的必备参考。

　　11岁那一年，在学校的一间破陋图书室里，身为“黑五类”子女的他，邂逅了鲁迅，看到了一册旧版的《呐喊》与一本薄薄的《鲁迅传略》。41年后，在32万字的《对话鲁迅》一书的开头，孙郁回忆起这一幕：“我几乎是在一种绝望的心境下，读到了先生的作品……那忧愤的情思、沉郁的人间情怀，是怎样抚慰了我幼小的心，令我至今难忘。”

　　从此，他再未离开鲁迅，考入大学中文系，他的第一篇论文就是鲁迅。青年时代他第一次来到北京，首先寻访的就是鲁迅故居。“鲁迅首先是个翻译家，其次是个作家。”孙郁这一论点曾引来学术界的不同意见，其实，这是他多年研究鲁迅译作与日记的结论。

　　孙郁分析道，从鲁迅晚年投入的精力与取得的成果看，他每年写一本杂文，译作则要完成三部。翻译版税也是他重要的生活来源。

　　“我原来觉得鲁迅像神一样，后来觉得他不是了。”孙郁说，“他是消化了外国的思想，转化成自己的。他的小说也明显受到迦尔洵、安特莱夫(今译为安德烈耶夫)的影响。”

　　孙郁认为，鲁迅很多创作灵感受益于翻译，像《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就是受到他翻译的《小约翰》的影响。而人们熟知的《藤野先生》则受到一位日本作家的启发。

　　鲁迅的德文、日文、俄文藏书非常之多，晚年的鲁迅力图留存外域语言的生命力，译书采用直译，却招来“硬译”的骂名。

　　“他是一个文体的实验家。原文什么样，翻过来就什么样，连句子结构都不改。他认为这样的语言会转化阅读者的思维，使其更有逻辑性。”孙郁说，“他在小说、翻译上都是实验家，能够理解他这一点的人很少。鲁迅的所思所想所行，都与世俗社会有别。鲁迅日后成为某些人的‘公敌’就不奇怪了。”

　　国民党1927年杀人时，许多文人沉默，而鲁迅站出来讲话;当民众排斥洋货，鲁迅认为这是狭隘的民族主义，只有造出更好的商品才能真正抵制洋货;当政府号召读经，鲁迅提出少读中国书，多读外国书;鲁迅对中国人的国民性进行了激烈的批判与反思。

　　孙郁说，鲁迅对同时代人与传统文化的批判是不是过于厉害?这要结合历史情境来理解，鲁迅认为自己的任务还在清理旧物，“但他认为自己的语言是有毒的，他不希望青年人在这一点上学他”。

　　寻找心灵之路

　　1992年，35岁的孙郁调到《北京日报》当副刊编辑。副刊一个月就两块版，在剩下的时间，孙郁又拿起了鲁迅著作。

　　1993年，他编出一本小册子《20世纪中国最忧郁的灵魂》，写的还是鲁迅。以后又编了《被亵渎的鲁迅》。在友人的鼓励下，也为解答自己精神上的困惑，1996年他开始写作《鲁迅与周作人》。在孙郁笔下，“鲁迅似乎站在地狱的门口，不断向人间发出惨烈的吼声;周作人则仿佛书斋中的道人，苦苦地咀嚼着人间涩果，把无奈化为轻淡的笑意，超然地弹奏着人性之歌。”

　　“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是一个不断开化和不断被推向奴役关系生成的历史。对这一悖论的深切体味者，应当说是‘五四’那一代人。”孙郁说，“我在《鲁迅与周作人》一书中，谈及过这一点。周氏兄弟对现代进程中的人渐次丧失自我的警觉，被后一代人所证实。但实际上，对这一历史话题最具有参照价值的，或许不是周氏兄弟两人，而是鲁迅与胡适。”

　　1997年末，学术界讨论“现代性”问题时，孙郁意识到学者们讨论的话题，其实在胡适、鲁迅那代人当中就存在过。这增强了他写作《鲁迅与胡适》的勇气。

　　1925年，鲁迅与胡适分道扬镳。鲁迅开始由官场退向民间，胡适则由书斋走向议政之路。这是对立的选择──一个充当了社会与政府的批评者，另一位成了彼时政权的诤友。

　　孙郁说：“在阅读鲁迅与胡适两人的作品时，可以发现他们对中国文化与人性的看法，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但选择的解决方式却大相径庭。一个以为中国的进化，有赖于精神的重塑，改造国民性乃知识界的第一要义;另一个则以智慧和潜能，贡献给权力阶层，借政治的力量，推动中国的现代化。”

　　学者高远东将鲁迅精神比作“药”，把胡适思想看成“饭”。孙郁不怀疑这两种选择的必要性。饥饿的民族最急需的当然还是“饭”，但鲁迅这副“药”，永远是不能缺少的。

　　2009年在清华大学一次论坛上，有同学问，青年人如何选择人生?孙郁引用鲁迅的话说，“我连自己的路怎么走都不知道，怎么能给你们当导师呢，我们只能在沙漠里走，在荆棘里走，在没有路的地方走!”“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孙郁说，“其实我觉得鲁迅的伟大就在于，他让我们不是成为他，而是成为你们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