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过细节记录大时代 我能做的就这点小事”

2013年07月29日 来源：东方早报网

普利策奖得主刘香成摄影展昨起在中华艺术宫举行

刘香成 叶辰亮 图

　　国籍：美国

　　出生地：中国香港

　　出生年月：1951年10月

　　职业：摄影家

　　主要荣誉：1991年普利策现场新闻摄影奖

　　代表作品：《毛泽东之后的中国1976-1983》

　　　　　　《苏联的解体》

　　主要履历：曾任美联社记者，《时代》周刊驻华首席摄影师，时代华纳集团中国首席代表，新闻集团常务副总裁，现为CAA（CreativeArtistsAgency）高级顾问。

1981年，辽宁，大连理工大学里，一名学生滑冰经过一座毛主席塑像。

　　1976年，北京北海公园容纳50人的小剧场，喜剧演员表演的讽刺作品，为游人提供娱乐。去剧场曾是一个政治任务。

　　1982年，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在杭州开往上海的火车上，搭着一条毛巾、拎着青岛啤 酒送给随行的记者。他的来访是为了庆祝《上海公报》签署10周年。画面最左侧为当时在外交部新闻司任职的李肇星。

　　1981年，北京，中央美术学院，油画专业的学生对着人体模特作画。20世纪50年代早期，在被谴责为资产阶级性质和堕落腐朽之前，它是中国艺术院校的标准课程。

　　1980年，北京，四季青公社的农民正把大白菜扔向一辆缓缓移动的大卡车。当时，公社制度正在被有条不紊地取消，取而代之的是更加有效而多产的联产承包制度。

1977年，上海，小学生正在班级理发店里为彼此理发。当年，中国恢复了高考制度。

　　（本版照片均选自此次刘香成个展）

　　1991年，美籍华人刘香成凭借抓拍戈尔巴乔夫宣布苏联解体后扔稿子的一瞬间而获得当年的普利策新闻奖，迄今为止，62岁的刘香成是华人世界唯一一位普利策新闻奖获得者。

　　《中国梦，三十年——刘香成摄影作品个展》7月25日至8月27日在中华艺术宫举行。展览展出的115幅作品，是刘香成从“文革”结束后以中国为主题的三十年摄影缩影。刘香成代表作《毛泽东之后的中国1976-1983》1983年首版，至今正好30年，这正是此次展览三十年的由来。此次展览是刘香成首次在上海举行的个展。

　　1976年，担任美国《时代》杂志第一位常驻北京的记者，刘香成的相机下是在整齐划一的中山装里逐渐松弛下来的身体，五官不再紧绷。巨幅的伟人肖像高悬在大街上，肖像下面的人群正在变化，向整个世界渐渐敞开。他买了一辆绿色带挎斗的军用摩托车，不动声色地骑着这辆车，有时岗亭里的哨兵还会给他敬礼。

　　从那时起，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开始浸透到生活中的每个细节和瞬间。1976年到1983年，刘香成创作的第一部关于中国的影集。对那一代中国人来说，可以在其中找出自己的熟悉的照片——政治无处不在，但照片中的男男女女却满怀希冀与渴望。在刘香成看来，这几年却是充满闲散的浪漫年代。1983年，摄影集以《毛泽东之后的中国1976-1983》为名出版，在被1960年代欧洲知识分子狂热理想化了的，全国上下进行如火如荼变革的“中国”里，尚有一个不曾被好好解读和探讨过的，在艰难与胜利中前行的“中国”。照片可以是视觉艺术的一种方式，又是一种可以来了解历史的文本形式。

　　刘香成1951年在香港出生，内地念完小学，美国接受大学教育。后来这位以美联社记者身份、足迹遍及全世界的摄影师，在接受东方早报采访时，如此解释对中国的情感：“我可以说是一个很特殊时代的产品，中国人常说我不能够选择我的出生时间，美国人说我不能够选择我的父母。童年给我留下的印象很奇怪，我在福建上的小学，我们班上的同学都是部队干部子弟，我们家庭是地主阶级，我母亲那边苏州的地是光绪皇帝赐的，我只知道我们家是和平地主，成分不好。小时候的我觉得疑惑，为什么会有成分不好这么一说，我打苍蝇都要比别的同学打得多，但我的品德表现分数总是三分。在这种情况下，小孩子在社会想要‘求同’的情况下没有办法‘求同’，大家都觉得你是地主的孩子，他们是部队的孩子。这可能是影响我的一个原因。另一个可能是我回到香港时，父亲当时在《大公报》，有一次他回来说美国人登月了，他一肚子气，他说《大公报》不能登美国登月，他很‘左’，我是在这样一个报人的家庭里成长的。小时候暑假父亲经常让我去翻路透社、美联社的稿，所以我对世界对中国的兴趣是这样形成的。我感觉对这个问题我就要搞清楚，正是这个源头把我带回来中国。”

　　见识过西班牙弗朗哥政权、苏联撤军阿富汗、印度甘地夫人遇刺，如今的刘香成，早已不再处于新闻的第一现场，“在美国，你会知道今天的美国人会想到五十年代的美国，想到六十年代的美国。而在中国，中国人一定会回想七十年代末期八十年代这个时期，这时期是中国转型的时代，你能够通过这个细节把它记载下来，我觉得我能做的就这么一点小事情。”而刘香成最近的一个拍摄对象，是郭敬明。刘香成认为，他是一个当下研究的个案：“他是典型的个人主义，而他的经历就是中国从集体主义走向个人主义的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