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定的气候不会永远持续下去

作者：李公明

2013年06月03日 来源：东方早报网 

　　与微观的个案研究相比，历史研究的宏观尺度不但较难把握，论证也更困难。因此，要在今天学科细分和论题微观化的趋势中重返历史研究的宏大尺度，不但需要有勇气与识见，更需要在坚实的学科基础上进行。虽然美国地理学家E.亨廷顿早在二十世纪初期就提出气候变化导致民族迁徙的观点，但是直到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美国气候学家休伯特·兰姆关于气候与人类历史的关系的研究才得到学界的真正重视。日本学者田家康的《气候文明史》（范春飚译，东方出版社，2012年7月）虽然只是学术普及性的著作，但是比较全面、系统和精准地讲述了人类自诞生以来所遭遇的气候变化，及其对社会历史发生的重大影响。

　　作者在适度把握主流史学与环境史学（气候研究是其重要主题）的视角、方法和观点方面是比较谨慎的。例如，对“法国大革命为何发生在1789年”这个问题，作者认为：“法国大革命根本原因在于陈腐落后的社会制度，将气候的变化作为其主要原因不免牵强。然而，尽管这一变革的发生有其必然性，在革命的前一年，气候恶化使农民和劳动者陷入贫困，在这一背景下，革命才最终在1789年爆发。”（第180-181页）这固然有点像我们过去比较喜欢讲的“根本原因”与“具体导火线”的句式，但合乎历史实际。又如，关于罗马帝国的衰亡，作者认为在通常史家所关注的各种原因之外，还应该加上气候变化的因素，因为在公元二世纪后，欧洲气候逐渐寒冷化，自然灾害频发，导致罗马帝国内忧外患的出现（第112页）。而在此之前，公元9年罗马帝国大败于日耳曼人的条顿堡森林战役，则是天气在极短时间内成为决定历史发展方向的至关重要因素的个案。“在这次战争中，偶然下起的雷雨决定了拉丁文化圈的范围，并最终让德国和法国走上了不同的历史道路……条顿堡森林战役在19世纪以后，成为德意志民族主义的象征。”可见其在世界史上影响深远（第110-111页）。富勒在他的《西洋世界军事史》（卷一）中认为这是“世界历史上最具有决定性的会战之一”，他以狄奥的描述肯定了暴雨对这场战争胜负的决定性作用：“当罗马军正在森林中砍树找路前进时，突然碰着一场极大的暴雨，使地面溜滑不堪，简直寸步难移，树木的顶部不断地折毁落下，造成了极大的混乱。罗马军队已经丧失了任何的秩序，……第三天上午他们继续前进，又遭遇到空前的大雨，不仅阻止他们前进，而且连立足都很困难……”（《西洋世界军事史》，钮先钟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8月，第221-222页）当然，在这一战争史个案中，我们还是可以看到气象史家与战争史家的观点有区别，富勒在战术的胜负因素之上，同时还指出了罗马帝国的活力与奥古斯都的个性等更深层次的原因。

　　虽然是一部视野非常宏观的著述，但是作者仍然时常恰当地以各种文献资料勾描出某些感性细节。他细心地注意到，在文学家笔下，气候变化的细节与历史研究的情境非常吻合，例如：“在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中提到，7月12日从夜里开始起雾，并下起了暴雨，当年的夏季风暴也十分频繁。”（第181页）“《战争与和平》中写到，严冬在10月28日就到来了。严寒史无前例地早早来临，到11月份气温就降到零度以下，并开始下暴风雪。步兵在日记中写道：‘天气非常寒冷，乌鸦冻僵了从空中坠落。’”（第182页）

　　由于专业的关系，我也特别关注到书中关于气候研究与美术史研究的关系的论述。在“风景画中描绘的小冰期”一节中，作者认为十六世纪荷兰画家老彼得·布吕赫尔的风景画中描绘了小冰期中的气候。另外，书中谈到，汉斯·纽伯格教授早在1970年就对欧美四十一家美术馆一千两百八十四幅藏品画面所描绘的天气进行了定量研究，发现从1400年到1549年之间，晴天和视线良好的画作超过半数，低空积云和阴天的画作非常少。与此相对，从1550年到1849年，积云和阴天的比率急速增加。到小冰期结束以后，积云和阴天的比率又再次减少。另外，风景阴暗的画作在1550年到1849年之间的分布相当突出（第162-163页）。还有，对法国美术史家埃米尔·马勒关于宗教艺术的色调从1380年左右开始转为阴暗、受难从此成为基督教艺术核心的论述，作者认为，“这样的变化仿佛是在向人们揭示，以气候变化为契机发生的大饥荒、疫病和战乱将艺术的主题从爱变为苦难，甚至改变了人们的宗教信仰。”（第148页）这样的研究视角正是我们的美术史研究至今仍然比较缺乏的。

　　我也注意到，气候对人类生活历史的影响无处不在，其普遍与细微的程度甚至可能连专门研究气候与人类历史关系的学者偶尔也会在某个具体论述上出现忽略。例如，本书作者谈到尼罗河的洪水对埃及农业的作用，认为洪水带来的水分和营养会不断滋润曾经干涸的土壤，使其保持肥沃。正如希罗多德在其著作《历史》中所写的“埃及是尼罗河的恩赐”（第88页）。恰好我在课堂上曾和学生讨论过这个问题，其实这句话最早不是希罗多德说的，而是在他之前的米利都历史学家赫卡泰奥斯在他的《世界地图》一书中说的，希罗多德读到并重复了这句话。这句话在强调尼罗河对埃及文明所具有的重要性这点上当然是正确的，然而并不全面和准确。根据法国学者A. 德芒戎关于尼罗河泛滥的危险及气候的重要作用的研究，事实上尼罗河不但也会带来灾害，而更为重要的是，如果没有炎热、干旱的夏季气候，河水带来的腐土并不能使耕地肥沃（A. 德芒戎《埃及农村生活的现实问题与新面貌》，见其论文集《人文地理学问题》，第357-360页，商务印书馆，1993年）。

　　本书结尾部分有一个小标题是“气候一直在剧烈变化：无法预测的不确定性”，引证了古气候学的奠基人布罗克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一贯观点：气候变化不是平缓发生的，而总是一下子就从一种状态变为另一种状态。（第194页）用台湾译本的说法就是“一口气翻盘”。这种“翻盘”何时会发生、以多大的规模发生，都是无法预测的，因此布罗克早就说过“我无法像大多数人一样保持乐观”（第194页）。

　　在对今天的气候现实进行分析的时候，作者指出，尽管人们经常讨论气候异常问题，但实际上现在是前所未有的气候稳定期。“没有人知道稳定的气候何时结束……唯一可以断定的是，稳定的气候不会永远持续下去。气候变动比现在更为剧烈的时代必然到来。并且，谁都不能保证，超过过去60万年上限的大气中急剧增加的二氧化碳不会成为气候剧变的导火索。”（第196页）

　　但是，“由于预测存在不确定性，所以只能在问题发生时谋求应对”。在过去，人类对气候的变化有着优秀的适应能力，每一次人类都克服了危机，并建立起了更为强健的社会经济组织。但是，现在的人类却处在一个完全不同的阶段。首先就是现在的人类文明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急剧的全球温暖化的威胁；其次则是世界人口已经急速增加到了六十七亿之多，过去人类通过迁徙来应对气候变化，而现在地球上已经住满了人类并且还在以每年八千万人口的速度增加，不可能再像以往一样通过迁徙来应对气候变化了。另外，“科学的进步可以弥补人口过密所造成的人类文明的脆弱这一想法，现在看来也太过乐观了”（第197页）。全书结尾的一句是：“不确定性已经增长到了一个新的阶段。或早或晚，气候的剧变一定会到来。人类究竟是否可以像一路走来那样运用强大的适应能力度过危机，再一次构筑起更为强健的文明社会呢？”

　　这样的问题已经摆在我们每个人的面前。

    原标题：可以断定的是……稳定的气候不会永远持续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