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让无喉病人发声说话 八旬医生发明40项

 2013年04月10日 来源： 广州日报

　　八旬医生梁赐芳行医60载发明40项 人称“中国电子喉之父”

　　国内第一只人工电子喉发明者、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耳鼻喉科主任医师梁赐芳，行医之余最爱发明创造，60年来，共开展各项研究发明和技术革新40多项。他研发的扁桃体快速挤切术让手术时间缩短上百倍，他发明的电子喉让1万多无喉病人重新发声说话。

　　用手打磨出绣花针般耳道医疗器械

　　状如绣花针的耳部手术器械，他用手一点一点打磨出来；几万美元一套的耳鼻喉科医疗设备，上世纪60年代的广州医院根本买不起，他带着自己手画的设计图跑到汕尾找加工厂，硬是用“土办法”捣鼓出了一套，成本还不到1000元人民币。

　　今年是“中国电子喉之父”梁赐芳行医60周年。提起梁赐芳，很多人知道这位任职于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的国家级著名耳鼻喉科专家缔造了中国第一只人工电子喉，让无喉病人也能发声说话。但大家也许不知道，在杏林默默耕耘了60载的梁赐芳，原来还是一位发明家。在60年的岁月里，他一边行医治病，一边用自己的智慧和巧手发明创造了40多种耳鼻喉科的医疗器械，造福了无数病人。

　　儿时捣蛋鬼

　　长大行医爱搞发明

　　梁赐芳出生在广东信宜的一个贫困山村里，不到三岁母亲就因为难产去世了。“我的童年几乎没人管束，一天到晚满山跑，最爱打鸟抓鱼。”

　　然而，梁赐芳虽然顽劣，但却特别爱动脑筋，当小伙伴们还在用弹弓射鸟、树枝叉鱼的时候，他就在琢磨怎么自制“土枪”、“土炸弹”俘虏更多猎物，墙角的泥灰、家里锅台的煤渣、废弃的弹壳……都成了他就地取材的原料。

　　后来，梁赐芳从省立罗定中学初中毕业后，考进了华南联大工程技术培训班。几年后，从小就立志从医的梁赐芳又考进了广州市第三医士学校，1952年毕业后被分配到广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工作。

　　“那个年代全市最大的医院就是市一，很多技术和设备都非常落后。”梁赐芳回忆说，尤其是耳鼻喉科，当年使用的医疗器械又少又旧，很多手术都开展不了。上世纪60年代，梁赐芳听说美国发明了镫骨切除术治疗耳硬症（耳聋的一种）的技术。“如果从国外进口这套手术器械，最少要4万多美元，我们哪来那么多钱。”虽然没钱买进口货，但梁赐芳却不甘心眼巴巴看着明明有了新技术，病人却用不了，他决定自己动手做。

　　从小爱创造发明的天性和当年在华南联大工程班学到的机械知识，这时正好让梁赐芳派上了用场。他先是设计了手术放大镜，然后又利用报废的X光不锈钢架做手术器械的支架。“有些器械在广州找不到厂家愿意生产，我就带着图纸去了汕尾，找到一个生产队，在那里住了一个星期，和工人一起做了出来。”

　　有些要深入耳道的医疗器械要求做工非常精细，“顶端最细的地方比绣花针还尖、还小，这样细的活，机器很难生产，我就用手慢慢打磨。”梁赐芳说，最后，那套进口价高达数万美元的医疗器械，竟然让他用不到1000元人民币就做了出来，并成功在市一医院开展了“镫骨切除人工镫骨手术”。

　　技术改良

　　10秒做一个扁桃体切除术

　　上世纪70年代中期，很多病人反复扁桃体发炎，那时的治疗方法是扁桃体切除。由于当年全市只有市一一家医院能做这样的手术，病人起码要排队一年才能轮得上手术。看着病人的扁桃体又重又大，却得苦候手术，梁赐芳又动起了脑筋。

　　“要缩短排队时间，唯一的方法就是缩短手术时间。”为此，梁赐芳反复研究，终于发现其实只要把当时被专家否定的扁桃体挤切术的挤切工具进行改良，就能使原本需要半小时的手术时间缩短到约10秒钟。“用这种方法做扁桃体切除术，不用全麻也不用局麻，只需在扁桃体表面喷点麻药做个表面麻醉，最快10秒就能做一个，我们最高纪录一个上午做了106台手术，很快就解决了病例大量积压的问题。”

　　梁赐芳沉浸在医学世界里，想的不仅是怎么治病，还有怎么让老旧、落后的医疗器械变得“聪明”，让医生用起来更顺手。“没办法，我就是喜欢捣鼓这些东西。”梁赐芳说，有时半夜睡着觉想到一个新的设计方案，他都会立刻清醒，一骨碌爬起来画图纸。60年来，由他发明或改良革新的各类医疗器械和技术多达40余项，不少还是全国首创，多次获得省级和国家级的科技奖项。

　　搬运工之死让他决心研发人工电子喉

　　在梁赐芳的众多发明中，影响最大的要数人工电子喉。

　　每次提起电子喉，梁赐芳脑海里总会浮现起一个病人。“那是一个穷苦的搬运工。”梁赐芳还记得那是1963年，这位搬运工来到市一医院耳鼻喉科求诊，“一检查，我就发现他得了喉癌，要尽快动手术切除。”然而，病人一听切除了喉头之后就再也不能说话，死活都不肯手术。“我劝他，不能说话就写字呗，但他说自己没读过书，不识字。”最后，梁赐芳拗不过这位病人，只好同意他出院回家。

　　半年后的一个夜晚，梁赐芳刚好在急诊室值班，外面突然送来了一个病人，因为呼吸困难面色发绀。梁赐芳仔细一看，来者正是半年前拒绝手术的那位搬运工。“原来，长在他喉咙的肿瘤已经大得堵住了整个喉咙，他透不过气，几乎窒息。”那一夜，病人和妻子流着泪轮番拉着梁赐芳的手恳求他给做手术，“切吧，我现在啥也不怕，只求活命。”然而遗憾的是，病人的肿瘤那时已经转移到了肺部，“太晚了，即使我再给他开一刀也救不了他的命。”梁赐芳说，最后，病人在送进急诊室后的第16天离开了人世。

　　“他是流着眼泪走的，虽然隔了几十年，我至今还记得他当时那种绝望又渴望活下去的眼神。”这个病人的死对年轻的梁赐芳触动非常大，他下决心要研发一种新的手术方式，让喉癌患者即使切除了喉头也能继续发声。一开始，梁赐芳尝试为病人保留部分喉头，但后来发现，这样效果不好，病人的肿瘤很快会复发。

　　“能不能发明一种人工仿生的‘喉咙’，让病人即使整个喉头都切除了，也能说话呢？”这个想法在梁赐芳的潜心研究中逐渐变成蓝图。原来，人体的喉头声带只是一个发声的“驱动器”，喉癌患者切除了声带，所以就失去了“驱动器”的功能，但其实，他们发声所需的共鸣器官（鼻、咽、喉、头部）和吐字器官（口腔、舌、唇、腭、齿）还是完好的。也就是说，只要找到一个仿生器材替代声带“驱动器”的功能，病人就能重新发声。

　　经过长时间的反复研制，梁赐芳终于在1982年成功研制出国内的第一支电子人工喉。这种人工代器官按照仿生学原理，通过电震荡产生脉冲波，撞击发音膜而仿造人类声带的“驱动”作用，然后由颈上部最佳传音点导入咽腔，再由口腔发出语言。

　　当年第一只电子喉并不完美，体积大，杂音大，重达半斤。但梁赐芳的这一发明得到了广州市政府的高度重视，鼓励梁赐芳带头发起创办广州电子喉研究中心。研究中心给科研工作者提供了一个有自主权的研究平台，也让梁赐芳及其研究团队得以集中精力改进电子喉。从那时起，研究中心每2~3年就研制出新一代电子喉产品，至今已推出第十代电子喉产品，让超过1万名全喉切除的喉癌患者术后重新说话。梁赐芳告诉记者，如今最新的电子喉看起来就像一个便携式的小电筒，重量只有50克，音量可达100分贝，仿真度高，能调大小声，还有充电功能。

　　行医最大回报：

　　病人的信任感激

　　时至今日，做了60年医生，已届八十高龄的梁赐芳仍然坚持每天回医院。他喜欢在病区走走、看看，问问病人的情况，给疑难病例提点建议。“有些老病号还是坚持要找我看病。”梁赐芳说。但其实他的学生和医院的领导都知道，除了病人需要他，其实更多的是他舍不得与这个自己工作、奋斗了一辈子的地方说再见。

　　当然，今时今日的行医环境与梁赐芳的那个年代早已不可同日而语。面对不时见诸报端的患者打医生、大闹医院的新闻，老人有点难以释怀。

　　“我们那个年代和病人的关系可不是这样的。”梁赐芳坦言，在他还是年轻医生的年代，国家实行的是全民公费医疗，“病人看病不用自掏腰包，医生每月拿的都是固定工资，不用老想着怎么创收，怎么拿奖金，所以大家想的东西都很单纯，就是治病。”

　　作为一名医生，梁赐芳说他最享受的是病人对他的那份信任。“我爱搞发明和革新，有时新方法用起来总是会有风险的，而且有些要在内耳道里进行的手术，与人体生命中枢只有一二毫米的距离，稍有不慎就可能致命。但那时的病人都特别相信我们，医生在他们心目中很权威，告诉他们‘这样做可能会有风险’，他们的答复是‘不怕，治得好治不好我们都不怪你’。”

　　直到今天，仍不时有几十年前他治好过的病人回到医院看望他，向他道谢。梁赐芳说，能让自己60年乐此不疲沉浸在医疗事业里的，也正是病人的这份信任和感激。

　　对于当下的医患关系，梁赐芳觉得，虽然很多医生觉得自己受了不少委屈，但作为医生，还是要先从自己做起。“病人来医院，需求很简单，就是治病，我们做医生的，就要把技术学精、做精，多想点新法子，提高医疗质量，把病给治好，这才是缓解医患关系最要害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