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一生最怕什么？

　　别怪我想的时间长。毛泽东英雄一世，论及一个“怕”，谈何容易？你又加个“最”字，毛泽东是讨厌“最”的，他说一“最”就脱离群众，变成孤家寡人了。

　　我想，从某种意义上讲，可以说毛泽东有三怕。

　　一怕泪。

　　毛泽东曾对贺子珍说：“我就怕听穷苦老百姓的哭声，看到他们流泪，我也忍不住要掉泪。”确实如此。

　　东渡黄河后，毛泽东乘吉普车，由城南庄去西柏坡。吉普车翻山越岭，在山路上艰难爬行。经过一道两面峭壁的大山沟时，路边草丛中隐伏着人影。我们立刻手摸盒子枪睁大着警惕的眼睛。

　　渐渐接近了，我看清是个八九岁的女孩子躺在路边茅草上，身边坐了一个30多岁的农村妇女。车从她们身边驶过，我看清那女孩子双眼紧闭，脸色蜡黄；坐在她身边的女人正在流泪。我的手离开了枪，这孤儿寡母的绝不会构成威胁。我的责任只是保卫主席安全，其他事情不去多想。我甚至轻松地吁了口气。

　　可是，在我松气之际，毛泽东却身体一阵震颤，叫道：“停车！”

司机周西林把车煞住，毛泽东第一个跳下车。过去他可不是这样，过去都是我们卫士去开门扶他下车。毛泽东大步走到那女人和孩子身边，摸摸孩子的手和额部：“孩子怎么了？”

　　“病啦！”女人泪流满面。

　　“什么病？……”

　　“请一个先生看过，说是伤风着凉，气火上升。可吃了药不管事儿，烧得说胡话，这会子只剩了一口气……”女人呜呜地哭出声。

　　我看到毛泽东眼圈泛红，猛地扭回头，朝车上看。“我在这里。”朱医生在毛泽东身边说。

　　“快给这孩子看病。”

　　朱医生用听诊器听，又量体温，然后问那妇女孩子发病的过程……

　　“有救吗？”毛泽东声音颤抖，提着一颗心。

　　“有救。”

　　“好，一定要把她救活！”毛泽东顿时放开声音。

　　“可这药……”

　　“没药了？”毛泽东又显出紧张担心。

　　“有是有……只剩一支了。”

　　“什么药？”

　　“盘尼西林。”

　　“那就快用。”

　　“这是进口药，买不到，你病的时候我都没舍得用，不到万不屋得已……”

　　“现在已经到了万不得已，请你马上给孩子注射！”

　　朱医生将那支珍藏很久没舍得用的盘尼西林用给了生病的孩子。那时，抗生素不像现在这么泛滥，所以很显特效。朱医生打过针，用水壶喂那孩子水。工夫不大，孩子忽然掀起眼皮，轻悠悠叫了一声：“娘……”

　　那妇女呆呆地睁着大眼，泪水小河一样哗哗往下流。忽然扑通一声跪倒，哭叫着：“菩萨啊，救命的菩萨啊！”

　　毛泽东两眼泪花迷离，转身吩咐朱医生：“你用后面那辆车送这母女回家吧。再观察一下，孩子没事了你再回来。”

　　后来，每当谈到那个孩子和流泪的母亲，毛泽东眼圈总要泛红：“也不知那孩子现在怎么样了？把她带来治疗一段就好了……”他多次感慨：“农民缺医少药， 闹个病跑几十里看不上医生，要想个法子让医生到农村去。吃了农民种的粮就该为农民治病么！”

　　二怕血。

二怕血。

　　你会说：“瞎扯！毛泽东身经百战，指挥战役大大小小何止千百次？战场上哪次不是尸积如山，血流成河？毛泽东的亲人和朋友牺牲有多少？那长长的名单证明毛泽东从未在敌人的凶残面前有丝毫恐惧和退缩。

　　可是你别忘了，我是从某种意义上讲的。

　　进城后，毛泽东开始住在香山双清别墅。住在山上的还有不少中央首长，其中不乏儒将武将。这些将军们听惯了枪炮声，都是子弹堆儿里钻出来的人，一下子没仗打了，耳边只剩下鸳歌燕舞，那是很不习惯，很不适应的。何况还有我们这些警卫人员，个个都是操枪射杀的惯手，几天不打枪真是手痒心痒全身痒。

　　不知是谁挑头开了第一枪，于是大家都找到了解痒的法子。香山有的是乌雀，打吧！噼噼啪啪的枪声便打破了香山的宁静。说实话，那时还没有什么野生动物保护法，世界上也没有那个什么绿色和平组织，世界大战结束不久，中国的解放战争还在南方猛烈进行，死几干人都不算啥，何况打几只鸟？

　　那天，毛泽东开会回来，我随他回到双清别墅。才下车，正有几名警卫干部打 了麻雀回来。他们枪法好，打了很多，拴成一串，兴高采烈地走过来。

　　毛泽东听到欢笑声，朝那边望了一眼，只是随便望了一眼，突然停住了脚。那几名警卫干部见到毛泽东，礼貌地停止喧哗，放慢脚步。

　　毛泽东眉梢抖动一下，渐渐皱拢，习惯地吮吮下唇，问：“你们拿的什么？”

　　“打了几只家雀。“一个同志将那串麻雀举向毛泽东。我清清楚楚看到了沾满鸟羽的鲜血，甚至有一滴血被甩出来滴落到毛泽东脚下。

　　毛泽东面孔一抽，显出大不忍的悲戚神色，退了半步，突然以手遮脸，喊起来：“拿走，拿开！我不要看。”

　　那同志吓得赶紧将滴血的麻雀藏到身后。

“谁叫你们打的？”毛泽东皱紧眉毛责问：“它们也是生命么。麻雀也是有生命的么！它们活得高高兴兴你们就忍心把它们都打死了？招你们了惹你们了？”

　　几名同志无言以对。

　　“以后不许打，任何人不许打！”

　　“是首长们先打的。”我悄悄解释，“后来大家才跟着打……”

　　“今后任何人不许打，什么首长不首长，告诉他们，我说的，任何人不许打！”

　　此后，那些疲于奔命的鸟雀又有了安定宁静的生活环境，得以自由歌唱翱翔，屋热热闹闹地繁衍子孙。

　　后来，又有专家说，麻雀也吃毛毛虫，功过各半。于是，全国才停止了那场为丛驱雀的运动。

　　还有件事给人印象深。

　　大约是1964年，毛泽东在中南海的春藕斋参加跳舞活动。休息时，他坐在沙发里吸烟。一名参加舞会的空军政治部文工团女团员走过来，坐到毛泽东身边，同毛泽东聊天。谈到文工团员的学习训练时，毛泽东关切地问：

　　“你们练功累不累？”

　　“累，挺苦的。”女团员眨眨眼，又说：“有时还会出事故呢。”

　　“还会出事故？”毛泽东惊讶不解。

　　“可不是吗，听说天津一家剧团里，演《哮天犬》的演员练跟斗，不小心摔下来，把脖子戳进去了，一直戳进……”

　　“哎呀，”毛泽东脸孔抽缩着露出惨不忍睹的样子，头扭向一边，连连摆手：“不要说了，你不要说了……”他喘息一口，定定神，好像要摆脱那悲剧似的，起身匆匆走到一边。

　　乐曲再起时，他皱着眉头坐在那里，没有下场跳舞。

　　三怕喊饶命。

三怕喊饶命。

　　毛泽东是农民的儿子，但他从不曾像寓言中的祖先那样将冻僵的毒蛇暖入心口窝。无论蒋介石或者其他政治军事上的敌人怎样喊饶命，毛泽东的回答总是“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

　　然而，从某种意义上讲，他又确实怕听人喊饶命。

　　在陕北时，斗争生活最艰苦的年代，有名警卫战士受不住了逃跑了，警卫战士逃跑不同于一般作战部队的逃兵，那是知道不少秘密的呀，泄露出去还得了？

　　警卫部队立即调动人马追捕，终于将那名逃兵捉住，捆了回来。同志们本来就憎恨逃跑行为，何况为了追逃兵大家受了不少劳累担了不少的心，一肚子的火要发泄便不足为奇了。

　　“揍那个龟儿子！”

　　“毙了狗日的！”

　　愤怒的吵叫惊动了毛泽东。他走出窑洞，看到押过来的逃兵。那逃兵年纪不大，长了一张娃娃脸，脸色熬白，满是鼻涕眼泪。身上灰土不少，吓得抖个不停。听到喊枪毙，他哇哇地哭叫起来：“饶命，饶命，饶命啊！我不是投敌呀，我是想家啊，求求你们饶我一命啊！”

　　毛泽东本是愤恨叛变，憎恶逃跑的，可是，一旦目睹逃兵被抓回来的惨样，他竟悲怜地皱起眉头，眼圈都湿了。他扬起一只手喊：“放了放了，快放了他！”

　　“他是逃兵！ ”

　　“这小子坏着呢……”

　　“哪个坏？”毛泽东依然皱紧眉头，“他还是个娃娃么，快放了，别把娃娃吓坏了。”

　　一名干部不服气：“这么严重问题，不判不关还放了？不执行纪律就带不了兵。”

　　“只有你会带兵？”毛泽东换上温和说服的语气：“孩子小，刚参加革命，没吃过苦，受不了，想家，你再关他他不是更想家了？他又不是叛变投敌，他就是小么。快放了，多做点好吃的就少想点家，听见没有？”

　　于是，这名逃兵被放了。不但没受任何处罚，反而连吃几天小灶，当然，这名警卫战士再也不曾逃跑。

我以为，毛泽东是一位充满斗争性的伟大革命家，又是一位多情善感的质朴的常人；他的意志坚硬如钢同他的心地善良柔和都是一样鲜明，一样强烈。

　（本文摘自《卫士长谈毛泽东》作者 权延赤 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