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父亲与邹韬奋先生及三联书店
作者:彭 龄 章 谊
发布时间:2012年08月15日 文艺报
今年7月三联书店迎来了她的80诞辰,尽管我们同她并没有多少关系,但她一直是我们喜爱与敬重的出版机构。这不仅因为她出版的图书,还因为她80年来一以贯之的“竭诚为读者服务”的宗旨与理念。
两年前,忽然接到三联书店编辑郑勇的电话,说他们出版的姜德明先生编的《回梦北京》中,收有父亲曹靖华的两篇散文《十二月的风》与《故都在烽烟里》,他想核对地址,好给我们寄书与汇稿酬。他还提到由于这本选集的作者大多都已过世,只好想方设法找寻他们的后人,所以联系得不及时。我们的电话号码还是费了一番周折,从我们北京大学学友吴泰昌那里得到的。他还问我们是否知道黄秋耘、汝龙先生家人的地址、电话,好与他们联系,可惜我们都不知道。但郑勇的认真态度,令我们殊感意外。这些年,我们往往是在书店看书时偶然翻到,才知道自己某篇作品被收进某选集,赶紧去买两本留作纪念。父亲的文章被收入文集、选集的就更多了,却很少有哪位编辑或哪家出版社这样认真负责的。郑勇说:“这是我们应该做的,老社长邹韬奋先生几十年前就说过:‘作者与读者是我们的衣食父母,我们要善待作者与读者,竭诚为读者服务’……” 两天后,果然收到两册《梦回北京》,其中一本还是“毛边本”。后来又收到郑勇与陈平原合编的《追忆蔡元培》,其中收入的父亲写的《回忆蔡元培先生》,这篇文章连父亲的《译著文集》中也没有收入,因而也更加珍贵了。
摩挲着这装帧素净典雅的图书,不禁回忆起父亲与邹韬奋先生和他创办的三联书店的一些往事。邹韬奋先生1895年11月出生在福建永安,长父亲两岁,是中国现代著名政论家、出版家。他原名思润,韬奋是他1926年接任《生活》周刊时,用以自励的笔名,既要韬光养晦,又要努力奋斗。自他接任《生活》周刊后,从内容、版式到行文用语都进行了革新,反对以骗人的广告或诲淫诲盗的内容打开销路,确立“暗示人生修养,唤起服务精神,力谋社会改造”的宗旨,力避华而不实的“贵族化”,倡导令普通百姓感到亲切、自然的朴实的文风。使读者“读一篇得到一篇益处”,要求从业者要有独立、敬业精神和为民众服务的职业操守。他注重与读者沟通,倾听他们的呼声,解答他们的疑难,使原销量不足2000册的小刊物,很快便成为“风行海内外,深入穷乡僻壤”,拥有广泛影响的大众刊物。“九一八”事变后,更高举抗日救国大旗,成为宣传团结抗战、谴责卖国投降的重要舆论阵地。1932年邹韬奋先生创办了“生活书店”,同样受到广大读者欢迎,并很快在各地设立分店。
父亲是1933年自苏联回国后,通过鲁迅先生认识邹韬奋先生的,由于联系译著出版事宜,同邹韬奋先生创办的“生活书店”,以及后来同为“三联书店”前身的钱俊瑞和李公朴先生先后在上海创办的“新知书店”、“读书出版社”都常有联系。特别是抗日战争全面爆发,上海沦陷,三家书店迁往重庆后,父亲受周恩来之命,在中苏文化协会负责编译苏联反法西斯文学作品,为联系出版事宜,同邹韬奋先生来往更多。据父亲说:在重庆时,邹韬奋先生也是周公馆的常客。他在“生活书店”的茶话会上,好几次遇到周恩来。他还说当时许多进步作家拒绝担任“国民政府”的公职,单靠卖文为生,生活十分拮据,而不少书商却用种种手段克扣作家稿酬。周恩来曾不止一次告诫他们“要善待作家”,而这样的事在邹韬奋先生持掌的“生活书店”就很少发生,有时为帮助作家解决生活困难,还常常为他们预支稿酬。他说:“韬奋先生是作家的益友,而且他本身就是著名政论家,没有丝毫商人气,这在作家与读者中是有口皆碑的。”
我们初到重庆时,由于像我们一样的外省人大量涌入,重庆人满为患,住房难觅。父亲将母亲和我们安置在距重庆约300里的白沙镇,与他“未名社”时期的老友台静农、李何林“同楼共伙”。那时,“沦陷区”的大、中学教师到四川可凭证件每月领取一点生活费,李何林先生便利用这个机会,用他在“未名社”协助工作及途经武汉期间搜集的资料,集中赶编《近二十年中国文艺思潮论》。1939年7月编成后,他还邀父亲、台静农一起“小小地庆祝了一番”。为了突出鲁迅、瞿秋白在那20年(1917-1937)中国文艺思潮史上的地位,他决意将他们两人的照片印在扉页上,却找不到瞿秋白的照片,他只好托父亲面见周恩来时,请他协助向瞿秋白的夫人杨之华借用一张瞿秋白的遗照。果然不久之后,杨之华便托人将她珍藏多年的一张遗照从延安带到重庆。李何林收到照片后,将它与鲁迅的照片并列置于正文之前,注明“现代中国两大文艺思想家”。尽管瞿秋白像下标注的是“宋阳先生”,但书《序》中却指明“本书中的‘何凝’、‘易嘉’、‘宋阳’、‘史铁儿’都是他(瞿秋白)的笔名”,读者看了《序》与正文都会明白“宋阳”就是瞿秋白。在当时反动当局“溶共、限共、反共”政策已在西南各地广泛实施的情况下,这样旗帜鲜明的作品,哪家出版社敢于承印出版呢?父亲立刻想到邹韬奋先生和他持掌的“生活书店”。他说:“我把书稿带去交给韬奋先生试试。”
邹韬奋先生接到书稿后,同章靳以先生仔细过目后,一致认为这是一部难得的好书,应立即出版。但考虑到在重庆难以通过“审查”,便设法将书稿带到上海,很快便出了第一版,印刷、纸张、装订和铜版像都相当精致。出版不久果然被反动当局查禁,但全国各地用粗糙的土纸印刷的翻印本,却在读者中悄悄流传……父亲说,在当年每出版一本好书,往往都要冒着被通缉、逮捕,甚至掉脑袋的风险,要同反动当局的检查部门及特务机关斗智斗勇。邹韬奋先生这样做已经不止一次了。1933年鲁迅从《生活周刊》得知邹韬奋先生编译的《革命文豪高尔基》准备出单行本时,认为“这实在是给中国青年很好的赠品”,特意将自己珍藏的《高尔基画像集》借给他制插图,书出版之后同样被查禁。由于邹韬奋先生的爱国言行,遭到反动当局的仇视与忌恨,曾屡遭迫害,1936年11月更与沈鈞儒、李公朴、沙千里、史良等七人一起,以“危害民国罪”被捕,是为震惊中外的“七君子事件”。“七七”事变后,迫于全国人民强大压力,反动当局才不得不将他们释放。邹韬奋先生表示:“我们的报答之道,只有更努力于救亡运功,更致力于大众谋福利的工作”。他继续主掌“生活书店”,创办《全民抗战》,有力地推动抗日救亡与爱国民主运动。后来,为表示对反动当局的不满,更愤然辞去国民参政员之职,只身离渝赴港,决心“以光明磊落的辞职行动,唤起国人对于政治改革的深刻注意”。香港沦陷后,他根据党的安排,前往东江、苏北抗日根据地考察。后不幸身罹耳癌,于1944年7月21日病故。重病期间,他还伏身病榻赶写在根据地考察的观感《患难余生记》。病故后,根据他生前提出的入党要求,被追认为共产党员。延安、重庆和全国各地都举行了追悼会,重庆的追悼会由宋庆龄、林伯渠、郭沫若等人发起,父亲与茅盾、老舍、戈宝权等作家也参加了。周恩来、邓颖超赠送的挽联是:
忧时从不后人 办文化机关 组救亡团体 力争民主痛掊独裁 哪怕冤狱摧残 肖小徒劳 更是先生正气
历史终须前进 开国事会议 建联合政府 准备反攻驱除日寇 正待吾曹努力 哲人今逝 倍令后死伤神
父亲一直对韬奋先生怀着深深的敬意。他的许多译著如《死敌》《虹》《第四十一》《城与年》《我是劳动人民的儿子》等,多是通过韬奋先生在“生活书店”和“三联书店”出版的。1978年“三联书店”成立30周年之际,父亲应邀写下“百花齐放 祝三联书店成立三十周年”的题词,祝愿“三联书店”在改革开放的新时代,继承韬奋先生的光荣传统,为繁荣祖国出版业作出更大贡献。同年,“三联书店”出版了港版《铁流》,不仅收入了作者绥拉菲摩维支特意为中译本写的《序》、瞿秋白译的格涅拉陀夫为俄文版写的《序》和鲁迅先生的《编校后记》,还遵照原著者生前“最好由中国美术家来制插图”的愿望,特意请美术家伍必端先生设计、创作了木刻封面与彩色插图,更使这部译著别具一格……
时光荏苒。而今,韬奋先生与父亲都已离我们远去,韬奋先生参与创办的“三联书店”也迎来了她80周年的诞辰。但愿当年他们那种编者、作者间一清如水,不带任何功利色彩,只想着“竭诚为读者服务”的精神,更一代代传承与发扬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