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贺龙辗转香港途中

作者：贺捷生

发布时间：2012年08月03日  文艺报  

　　1975年，在我父亲贺龙的骨灰安葬仪式举行之后，我怀着难以平复的哀痛，适时踏上了寻访父亲的战斗足迹、抢救性收集革命文物和代表父亲的在天之灵看望老区群众的旅途。那时，我们多灾多难的国家尚处在动乱之中，大批惨遭迫害甚至蒙冤离世的老干部，依然背负着莫须有的罪名。当时我想，这场史无前例的运动折腾了近十年，不仅父亲无以取代的历史功绩和名誉遭到了粗暴践踏，就连与他相关的那些革命旧址、旧居及历史文物，也被糟蹋得破败不堪。哪怕我不是贺龙的女儿，仅仅作为一名普普通通的历史工作者，也有责任为父亲这一辈老革命家伸张正义，还历史以本来面目。

　　促使我匆匆上路的，还有一个原因：曾跟随我父亲几十年浴血奋战的许多老战友、老部下，尚有不少人还健在，但经过那场既触及灵魂也触及皮肉的动乱，使他们满是枪伤弹痕的身体又遭受到不忍回首的摧残，有的人已到了风烛残年。我必须趁着他们一息尚存，把他们亲身经历的那些往事搜集起来，记录下来。如果等到历史醒悟的那一天再去做这件事，那就晚了，只能仰天长叹了。

　　就是在这次寻访中，我在故乡桑植找到了在南昌起义前后作为父亲的警卫员，在那些日子与父亲形影不离的贺学栋大哥。他是父亲的堂侄，当年只有18岁。父亲因在相互残杀的旧军队待的时间太长，对近前跟随自己的人保持高度警惕，尽量把贺家和桑植子弟放在身边。贺学栋就是其中的一个。这些人对父亲忠心耿耿，不图升官发财，飞黄腾达，也没有其他非分之想，有一碗饭吃已心满意足。

　　在劫后余生中见到我这个同样从桑植走出去的贺龙大女儿，66岁的贺学栋痛哭失声，泪流满面。他死死抓住我的手说，捷生妹妹，你应该来找我啊。你父亲领导南昌起义的事世人皆知，但潮汕失败后，他同谭平山、彭湃等人如何去的香港，却无人知晓。因为谭平山、彭湃早早地牺牲了，当时一行8人中，也许就剩下我还活在世上。可我只是个随从，又离开队伍回老家几十年，没人知道。对你父亲这段艰难的日子，别人可以不当回事，但我们贺家子孙应该记在心里。他还说，用古书上的话讲，我父亲那段日子是败走麦城，几十年辛辛苦苦拉起的队伍突然只剩下身边的三两个人。但正因为起义军被打散了，他还坚持去找组织、找党，更说明他对党痴心不改、梦牵魂绕。

　　面对这位憨厚的、几十年即使回归乡土仍想着念着我父亲的贺家兄长，我陪着他哭，陪着他流泪。我说，学栋大哥，你说吧，我就是你盼望的那个贺家子孙。我此次回故乡，正是奔你而来的。

　　学栋大哥擦去泪水，像一座雕像，陷入了对往事的追忆。他说，南昌起义的第三天，也即1927年8月3日，起义军大队人马南下广东，但因受到官军和沿途军阀的围追堵截，一路苦战，伤亡惨重。由于宣传工作没跟上，老百姓对起义军不了解，队伍更是孤立无援；南方的8月又异常炎热，部队病号急增，不少人在途中开了小差。汤坑一仗，起义军损失过半。剩余的部队在奔向海陆丰途中，被陈济棠的人马彻底冲散。起义军领导人回天无力，最终决定分散行动。

　　会议决定我父亲去香港。在与刚刚共过生死的周恩来挥泪别过后，父亲同从上海前来领导起义的中共领袖谭平山、彭湃，还有他的爱将卢冬生等8人，一起上路了。父亲字文常，以文姓化名，大家都叫他“文先生”。几个人在整整一个月的转战中，脸被晒得黝黑，身体已极度疲惫。父亲因高大魁梧，身材板正，很容易被人认出来，只得把蓄了好些年的胡子剃掉。这时他身着长衫，手里拿一把伞，路过村镇和集市，总是用伞遮住面容。南京政府正四处张贴布告，严令捉拿起义军领导人，父亲的头像被绘在最突出的位置，悬赏10万大洋。为防不测，他们夜行昼伏，专拣人迹罕至的山路走，从不敢在客栈投宿。但是，路越往前走，太阳越毒，即便穿着单薄的汗衫，汗水也止不住唰唰地往下流。出汗多了，不仅容易疲劳，而且饿得也快，走在路上脚是软的，身体发飘，必须打起十二分精神。

　　这样走了十几天，他们实在饿得不行了，始终跟在父亲身边的贺学栋对父亲说：“大叔，想办法弄点吃的吧？”他在父亲的眼里还是个孩子，虽说小时候也吃过苦，但从没有吃过这般苦。父亲慈爱地望着他说：“栋啊，忍一忍吧，还是赶路要紧。”贺学栋不敢再说什么，低下头继续走。此时他们正走在一条羊肠小道上，抬头望去，四处没有人烟，想停下来找东西吃也找不到。听见肚子在咕咕叫，贺学栋用拳头狠狠地擂了几下，边擂边说：“看你还叫唤，看你还叫唤！”父亲看着堂侄带着几分稚气，风趣地说：“栋呀，肚子想造反了，镇压他一下吧！”说着，从口袋里掏出一块饼干递给他。那饼干被父亲的汗水泡胀了，一碰就掉渣。贺学栋宝贝似的捧在手里，奇怪地问：“叔，你怎么还有这种东西呢？”父亲说：“昨天出发时你给我的呀。”

　　原来头天动身时，贺学栋在父亲的衣兜里装了几块饼干，未想忍饥挨饿了这么多天，父亲还留下了一块，而且自己不吃给他吃。也是饿得太狠，贺学栋一口吞下饼干，才想起父亲不仅是他的堂叔，还是他的上司，脸上顿时露出羞愧之色。父亲笑了，反过来安慰他说：“栋呀，把牙紧咬些。叔当年赶马的时候，还没有你大呢，挨饿是天天的事。但把裤带勒紧一些，照样能爬山过坳，走几十里山路。困难就这么欺软怕硬。”听父亲这么一说，贺学栋再不说那个“饿”了。

　　临近正午，太阳照在头顶上，像要把人往泥土里砸。这时前方出现了一个小集镇，贺学栋想，自己还吃了大叔留下的一块饼干，可大叔和另外几个领导人什么都没吃，该想办法给他们找点吃的了，就对父亲说：“大叔，镇上肯定有人卖东西，我过去看看吧！”

　　父亲停下脚步，把伞移开，朝小集镇看了看，只见镇子里人来人往，便锁着眉头说：“栋啊，镇上人多，情况复杂。”

　　贺学栋说：“叔，你已经把胡子剃掉了，没人能认出你。”

　　父亲想了想，觉得此处偏僻，是个天高皇帝远的地方，不妨进去看看。他征求谭平山、彭湃的意见，两人也都同意。

　　到了镇口，迎面是家小饭馆，里面没什么人吃饭。一行人走了进去，只见一个青年男子正在喝酒。他一副本土打扮，头发很长，眼里布满血丝，衣服背后破了个大洞，露出油光发黑的肌肤。贺学栋觉得此人与众不同，走过去拍拍他的肩膀：“老乡，酒味好吗？”

　　青年男子没有回答，却痴痴地向我父亲这边眺望，脸色逐渐在发生变化。看着看着，他把手中的筷子啪地放在桌子上，嘴唇在微微哆嗦。我父亲同时发现这个人在注意他，故意把脸扭向一边。青年男子忽然站了起来，走到我父亲面前，似乎想看个究竟。贺学栋急步插在我父亲和青年男子之间，把青年男子挡住，以防他的过当之举。他却绕过贺学栋，一把拉住我父亲的衣角，劈口说：“没错，你是贺龙！”

　　众人吓了一跳，不知青年男子想干什么，为何有此举动。贺学栋赶紧一把拽开他，怒斥他说：“你胡说什么！他是我叔。”

　　青年男子没理睬贺学栋，又窜到我父亲面前说：“你一定是贺龙！”

　　贺学栋急了，指着青年男子的鼻梁：“你胡说个甚？我们是买卖人；贺龙是个大人物，怎么会到这里来？”

　　谭平山、彭湃坐不住了，开始向我父亲身边移动。卢冬生三两下把汗衫掳上肩膀，露出粗壮的胳膊。彭湃是广东人，在青年男子被贺学栋逼得步步后退之际，走上前用粤语对他说：“你不要随口乱说，现在官兵正悬赏通缉贺龙，你说我们这个买卖人是贺龙，那还了得！”

　　我父亲说：“小伙子，你说我是贺龙，是不是想抓我去发大财呀？”

　　青年男子见对方人多势众，本想全身而退，一听我父亲说他想抓住贺龙发大财，连忙否认：“不，我不是想发财，我是要找贺龙。”

　　“你找贺龙做什么，他与你有何相干？”贺学栋追问道。

　　青年人支支吾吾，想什么终没有说出来，一副无辜的样子。

　　我父亲阅人无数，凭青年的做派和表现，当即看出他血气方刚，决非蝇营狗苟之辈，忽然说：“小伙子，算你有眼力，我就是贺龙！”

　　青年男子“哎呀”一声，两手一揖说：“你真是贺龙？看着就像！我找你好久了，总算把你找到了！”又说：“那些坏东西悬赏10万大洋，到处张贴布告抓你：我看见布告就撕下来，一路不知撕了多少。”还说：“我是看了你们发的布告，才知道你们是穷人的队伍，是好人，立刻来找你。因为我就是一个穷人，被财主逼得家破人亡。”

　　我父亲走到青年男子面前，重重拍了拍他的肩膀：“小伙子，你都看到了。现在我贺龙成了孤家寡人，既没有队伍，也没有枪，还受到官府通缉，你这个时候来找我，不是自讨苦吃吗？”

　　“我愿意！”青年男子说：“反正我没有退路了。”

　　我父亲说：“小伙子，现在还不是投我的时候。这样吧，你先回家去，什么时候听到我贺龙有新的动静，再来投我不迟。”

　　谭平山不想拖延时间，提出马上离开，大家同意。但他们抬脚往外走，青年男子也跟着走，怎么劝也不离开。磨到最后，他说：“我不碍你们的事，让我送一程总可以吧？”我父亲想了想，觉得他没有恶意，又是当地人，熟悉路，便同意了。

　　青年男子一直把我父亲一行送到海边，看着他们一个个登上小船并驶离岸边，才恋恋不舍地离去。

　　我父亲到了香港后，和卢冬生各买了副墨镜戴上，开始单独行动。第一天他们去海岸看了一处炮台。炮台保存完好，炮台上的炮还挺新的，父亲抚摸着沉默的炮管，回头对卢冬生说：“妈的，反动派比豆腐还软，可惜这样好的炮台拱手送给了帝国主义。但是，等着吧，总有一天我们要把这炮台连同香港一起拿回来。”

　　为防意外，谭平山、彭湃两位中共领袖一到香港，就与父亲他们几个起义军人分开了。父亲和卢冬生也与几个随从分开住，父亲和卢冬生住南京大旅社21号，贺学栋和一位姓张的随从住在一个小店里。父亲交待贺学栋，就在小店里待着，不可踏进南京大旅社一步。

　　置身于人生地不熟的繁华香港，第一次离开父亲的贺学栋，心里忐忑不安，只好四处找报纸看。他知道敌人在千方百计地抓我父亲，他一旦遭遇不测，报纸上就会登消息。第二天早上，他看到报纸上的大标题赫然写着“贺龙已逃入香港”，不禁大吃一惊，心想香港也不是一个太平世界，还不如留在广东山区安全呢。无奈父亲有交待，决不能去南京大旅社找他，贺学栋一时不知如何是好。

　　第三天报纸上登出的消息更吓人，说我父亲被捕了。贺学栋扔下报纸，不顾一切地往南京大旅社跑。到了门口犹豫了片刻，还是硬着头皮往里闯。一个穿西装留分头的人突然窜出来挡住他，问他找谁。他张口结舌，不敢说出我父亲贺龙的名字。那人又问，你到底找谁？没事赶快离开，贺学栋便说：“我找文先生。”那人仔细看了他一眼，说：“你是贺学栋？”他惊奇地看着这个人，好像见过。那人也再不问什么了，对贺学栋说：“跟我来吧。”

　　贺学栋断定那人是自己的同志，进了门，小声地问：“我大叔贺龙被捕了？”那人一笑，露出雪白的牙齿：“报纸就会吹牛，贺龙坐船去上海了。是我亲自送他上的船。他吩咐我在这儿等你。”听说我父亲去了上海，贺学栋既为他安然无恙高兴，也为自己独自留在香港着急。父亲这一走，他在香港举目无亲，无依无靠，就像断了线的风筝。他连忙问那个人他该怎么办，那个人说：“你也去上海吧。”

　　走出南京大旅社，贺学栋才意识到自己太马虎了，竟没有问那个人去上海怎么找我父亲。回头再去找他，已经不见了。没有我父亲在上海的落脚地和联络方式，怎么找得到他？思考再三，贺学栋决定回武汉，去汉口贺公馆找我父亲名誉上的妻子向媛姑婶婶。他想到去参加南昌暴动前，我父亲把亲人全部聚集在汉口的公馆里，他们中有我的姐姐贺金莲，父亲的堂弟贺干成、小妾胡琴仙等。父亲还留下跟随他多年的亲侄贺学祥负责他们的安全，以便风云突变时迅速转移。

　　贺学栋有所不知的是，南昌起义虽然失败了，但入党才几十天的我父亲，却以在暴动中对党的赤胆忠心，被中共高层引为知己。他发现我父亲在香港失踪的头一天，我父亲和卢冬生在大街上意外遇到了郭沫若。而共同参加了南昌起义的郭沫若，此刻正是受命来接应我父亲的。郭沫若告诉我父亲，起义革命委员会的人都到了上海，要他也马上去上海。我父亲和卢冬生马不停蹄，当即买船票离开了香港。

　　确信我父亲离开香港后，贺学栋置了一套洋装，把自己打扮成少年模样，坐上一艘开往内地的客船，当天也离开了香港。

　　十几天水陆兼程，贺学栋回到汉口。不料敲开贺公馆的大门，走出来的却是一个妖艳女人。问她贺家人的下落，回答得驴唇不对马嘴。贺学栋这才猛醒：经过南昌起义，我父亲成了当局追逃的要犯，自然要连累家人。如今贺公馆物是人非，不知道向媛姑她们是落在了敌人手里，还是躲出去了。想到这，他慌忙退出去，找了一个小旅店住下来。

　　以后几天，贺学栋每天去街头转悠，希望能碰上贺家的人。有一天，在一个小水果摊上，还真遇到了向媛姑。他没有吭声，跟着她进了一个极隐蔽的住所。原来南昌起义的消息刚传开，向媛姑带领全家及时搬出了贺公馆。此后敌人到处搜捕她们，逼得她们搬了十几次家。但报纸上有的说我父亲被捕了，有的说他被炮弹炸死了，弄得一家人忧心忡忡，不知下一步往何处飘零。

　　贺学栋告诉向媛姑我父亲既没有被捕，也没有死，而是去上海与中共高层秘密会合了，让这个为贺家含辛茹苦的女人喜出望外。

　　贺学栋在汉口待了几天，转身回了湘西桑植老家。

　　我父亲从香港到达上海后，党中央决定派他去苏联学习军事。是他的领路人加挚友周恩来亲自向他传达这一决定的，并说同去苏联的还有刘伯承、林伯渠。我父亲诚恳地说：“恩来，我连中国字都识不了几个，那洋字码就更认不得了，还是让我回湘西拉队伍吧。”几天后，中共中央同意了他的要求，决定由他、周逸群、郭亮、柳直荀和徐特立5人组成中共湘西北特委。任务是在湘西北发动群众，建立工农革命军，创建革命根据地。1928年1月，我父亲贺龙、周逸群和卢冬生等10余人，在上海秘密登上一艘江轮，逆水而上，直奔汉口。

　　不出一个月，桑植发生年关暴动，我父亲在湘鄂西创建红二方面军的伟大历程，由此拉开了序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