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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贺龙辗转香港途中

作者:贺捷生

发布时间:20120803  文艺报  

 

  1975年,在我父亲贺龙的骨灰安葬仪式举行之后,我怀着难以平复的哀痛,适时踏上了寻访父亲的战斗足迹、抢救性收集革命文物和代表父亲的在天之灵看望老区群众的旅途。那时,我们多灾多难的国家尚处在动乱之中,大批惨遭迫害甚至蒙冤离世的老干部,依然背负着莫须有的罪名。当时我想,这场史无前例的运动折腾了近十年,不仅父亲无以取代的历史功绩和名誉遭到了粗暴践踏,就连与他相关的那些革命旧址、旧居及历史文物,也被糟蹋得破败不堪。哪怕我不是贺龙的女儿,仅仅作为一名普普通通的历史工作者,也有责任为父亲这一辈老革命家伸张正义,还历史以本来面目。

  促使我匆匆上路的,还有一个原因:曾跟随我父亲几十年浴血奋战的许多老战友、老部下,尚有不少人还健在,但经过那场既触及灵魂也触及皮肉的动乱,使他们满是枪伤弹痕的身体又遭受到不忍回首的摧残,有的人已到了风烛残年。我必须趁着他们一息尚存,把他们亲身经历的那些往事搜集起来,记录下来。如果等到历史醒悟的那一天再去做这件事,那就晚了,只能仰天长叹了。

  就是在这次寻访中,我在故乡桑植找到了在南昌起义前后作为父亲的警卫员,在那些日子与父亲形影不离的贺学栋大哥。他是父亲的堂侄,当年只有18岁。父亲因在相互残杀的旧军队待的时间太长,对近前跟随自己的人保持高度警惕,尽量把贺家和桑植子弟放在身边。贺学栋就是其中的一个。这些人对父亲忠心耿耿,不图升官发财,飞黄腾达,也没有其他非分之想,有一碗饭吃已心满意足。

  在劫后余生中见到我这个同样从桑植走出去的贺龙大女儿,66岁的贺学栋痛哭失声,泪流满面。他死死抓住我的手说,捷生妹妹,你应该来找我啊。你父亲领导南昌起义的事世人皆知,但潮汕失败后,他同谭平山、彭湃等人如何去的香港,却无人知晓。因为谭平山、彭湃早早地牺牲了,当时一行8人中,也许就剩下我还活在世上。可我只是个随从,又离开队伍回老家几十年,没人知道。对你父亲这段艰难的日子,别人可以不当回事,但我们贺家子孙应该记在心里。他还说,用古书上的话讲,我父亲那段日子是败走麦城,几十年辛辛苦苦拉起的队伍突然只剩下身边的三两个人。但正因为起义军被打散了,他还坚持去找组织、找党,更说明他对党痴心不改、梦牵魂绕。

  面对这位憨厚的、几十年即使回归乡土仍想着念着我父亲的贺家兄长,我陪着他哭,陪着他流泪。我说,学栋大哥,你说吧,我就是你盼望的那个贺家子孙。我此次回故乡,正是奔你而来的。

  学栋大哥擦去泪水,像一座雕像,陷入了对往事的追忆。他说,南昌起义的第三天,也即192783日,起义军大队人马南下广东,但因受到官军和沿途军阀的围追堵截,一路苦战,伤亡惨重。由于宣传工作没跟上,老百姓对起义军不了解,队伍更是孤立无援;南方的8月又异常炎热,部队病号急增,不少人在途中开了小差。汤坑一仗,起义军损失过半。剩余的部队在奔向海陆丰途中,被陈济棠的人马彻底冲散。起义军领导人回天无力,最终决定分散行动。

  会议决定我父亲去香港。在与刚刚共过生死的周恩来挥泪别过后,父亲同从上海前来领导起义的中共领袖谭平山、彭湃,还有他的爱将卢冬生等8人,一起上路了。父亲字文常,以文姓化名,大家都叫他文先生。几个人在整整一个月的转战中,脸被晒得黝黑,身体已极度疲惫。父亲因高大魁梧,身材板正,很容易被人认出来,只得把蓄了好些年的胡子剃掉。这时他身着长衫,手里拿一把伞,路过村镇和集市,总是用伞遮住面容。南京政府正四处张贴布告,严令捉拿起义军领导人,父亲的头像被绘在最突出的位置,悬赏10万大洋。为防不测,他们夜行昼伏,专拣人迹罕至的山路走,从不敢在客栈投宿。但是,路越往前走,太阳越毒,即便穿着单薄的汗衫,汗水也止不住唰唰地往下流。出汗多了,不仅容易疲劳,而且饿得也快,走在路上脚是软的,身体发飘,必须打起十二分精神。

  这样走了十几天,他们实在饿得不行了,始终跟在父亲身边的贺学栋对父亲说:大叔,想办法弄点吃的吧?他在父亲的眼里还是个孩子,虽说小时候也吃过苦,但从没有吃过这般苦。父亲慈爱地望着他说:栋啊,忍一忍吧,还是赶路要紧。贺学栋不敢再说什么,低下头继续走。此时他们正走在一条羊肠小道上,抬头望去,四处没有人烟,想停下来找东西吃也找不到。听见肚子在咕咕叫,贺学栋用拳头狠狠地擂了几下,边擂边说:看你还叫唤,看你还叫唤!父亲看着堂侄带着几分稚气,风趣地说:栋呀,肚子想造反了,镇压他一下吧!说着,从口袋里掏出一块饼干递给他。那饼干被父亲的汗水泡胀了,一碰就掉渣。贺学栋宝贝似的捧在手里,奇怪地问:叔,你怎么还有这种东西呢?父亲说:昨天出发时你给我的呀。

  原来头天动身时,贺学栋在父亲的衣兜里装了几块饼干,未想忍饥挨饿了这么多天,父亲还留下了一块,而且自己不吃给他吃。也是饿得太狠,贺学栋一口吞下饼干,才想起父亲不仅是他的堂叔,还是他的上司,脸上顿时露出羞愧之色。父亲笑了,反过来安慰他说:栋呀,把牙紧咬些。叔当年赶马的时候,还没有你大呢,挨饿是天天的事。但把裤带勒紧一些,照样能爬山过坳,走几十里山路。困难就这么欺软怕硬。听父亲这么一说,贺学栋再不说那个饿了。

  临近正午,太阳照在头顶上,像要把人往泥土里砸。这时前方出现了一个小集镇,贺学栋想,自己还吃了大叔留下的一块饼干,可大叔和另外几个领导人什么都没吃,该想办法给他们找点吃的了,就对父亲说:大叔,镇上肯定有人卖东西,我过去看看吧!

  父亲停下脚步,把伞移开,朝小集镇看了看,只见镇子里人来人往,便锁着眉头说:栋啊,镇上人多,情况复杂。

  贺学栋说:叔,你已经把胡子剃掉了,没人能认出你。

  父亲想了想,觉得此处偏僻,是个天高皇帝远的地方,不妨进去看看。他征求谭平山、彭湃的意见,两人也都同意。

  到了镇口,迎面是家小饭馆,里面没什么人吃饭。一行人走了进去,只见一个青年男子正在喝酒。他一副本土打扮,头发很长,眼里布满血丝,衣服背后破了个大洞,露出油光发黑的肌肤。贺学栋觉得此人与众不同,走过去拍拍他的肩膀:老乡,酒味好吗?

  青年男子没有回答,却痴痴地向我父亲这边眺望,脸色逐渐在发生变化。看着看着,他把手中的筷子啪地放在桌子上,嘴唇在微微哆嗦。我父亲同时发现这个人在注意他,故意把脸扭向一边。青年男子忽然站了起来,走到我父亲面前,似乎想看个究竟。贺学栋急步插在我父亲和青年男子之间,把青年男子挡住,以防他的过当之举。他却绕过贺学栋,一把拉住我父亲的衣角,劈口说:没错,你是贺龙!

  众人吓了一跳,不知青年男子想干什么,为何有此举动。贺学栋赶紧一把拽开他,怒斥他说:你胡说什么!他是我叔。

  青年男子没理睬贺学栋,又窜到我父亲面前说:你一定是贺龙!

  贺学栋急了,指着青年男子的鼻梁:你胡说个甚?我们是买卖人;贺龙是个大人物,怎么会到这里来?

  谭平山、彭湃坐不住了,开始向我父亲身边移动。卢冬生三两下把汗衫掳上肩膀,露出粗壮的胳膊。彭湃是广东人,在青年男子被贺学栋逼得步步后退之际,走上前用粤语对他说:你不要随口乱说,现在官兵正悬赏通缉贺龙,你说我们这个买卖人是贺龙,那还了得!

  我父亲说:小伙子,你说我是贺龙,是不是想抓我去发大财呀?

  青年男子见对方人多势众,本想全身而退,一听我父亲说他想抓住贺龙发大财,连忙否认:不,我不是想发财,我是要找贺龙。

  你找贺龙做什么,他与你有何相干?贺学栋追问道。

  青年人支支吾吾,想什么终没有说出来,一副无辜的样子。

  我父亲阅人无数,凭青年的做派和表现,当即看出他血气方刚,决非蝇营狗苟之辈,忽然说:小伙子,算你有眼力,我就是贺龙!

  青年男子哎呀一声,两手一揖说:你真是贺龙?看着就像!我找你好久了,总算把你找到了!又说:那些坏东西悬赏10万大洋,到处张贴布告抓你:我看见布告就撕下来,一路不知撕了多少。还说:我是看了你们发的布告,才知道你们是穷人的队伍,是好人,立刻来找你。因为我就是一个穷人,被财主逼得家破人亡。

  我父亲走到青年男子面前,重重拍了拍他的肩膀:小伙子,你都看到了。现在我贺龙成了孤家寡人,既没有队伍,也没有枪,还受到官府通缉,你这个时候来找我,不是自讨苦吃吗?

  我愿意!青年男子说:反正我没有退路了。

  我父亲说:小伙子,现在还不是投我的时候。这样吧,你先回家去,什么时候听到我贺龙有新的动静,再来投我不迟。

  谭平山不想拖延时间,提出马上离开,大家同意。但他们抬脚往外走,青年男子也跟着走,怎么劝也不离开。磨到最后,他说:我不碍你们的事,让我送一程总可以吧?我父亲想了想,觉得他没有恶意,又是当地人,熟悉路,便同意了。

  青年男子一直把我父亲一行送到海边,看着他们一个个登上小船并驶离岸边,才恋恋不舍地离去。

  我父亲到了香港后,和卢冬生各买了副墨镜戴上,开始单独行动。第一天他们去海岸看了一处炮台。炮台保存完好,炮台上的炮还挺新的,父亲抚摸着沉默的炮管,回头对卢冬生说:妈的,反动派比豆腐还软,可惜这样好的炮台拱手送给了帝国主义。但是,等着吧,总有一天我们要把这炮台连同香港一起拿回来。

  为防意外,谭平山、彭湃两位中共领袖一到香港,就与父亲他们几个起义军人分开了。父亲和卢冬生也与几个随从分开住,父亲和卢冬生住南京大旅社21号,贺学栋和一位姓张的随从住在一个小店里。父亲交待贺学栋,就在小店里待着,不可踏进南京大旅社一步。

  置身于人生地不熟的繁华香港,第一次离开父亲的贺学栋,心里忐忑不安,只好四处找报纸看。他知道敌人在千方百计地抓我父亲,他一旦遭遇不测,报纸上就会登消息。第二天早上,他看到报纸上的大标题赫然写着贺龙已逃入香港,不禁大吃一惊,心想香港也不是一个太平世界,还不如留在广东山区安全呢。无奈父亲有交待,决不能去南京大旅社找他,贺学栋一时不知如何是好。

  第三天报纸上登出的消息更吓人,说我父亲被捕了。贺学栋扔下报纸,不顾一切地往南京大旅社跑。到了门口犹豫了片刻,还是硬着头皮往里闯。一个穿西装留分头的人突然窜出来挡住他,问他找谁。他张口结舌,不敢说出我父亲贺龙的名字。那人又问,你到底找谁?没事赶快离开,贺学栋便说:我找文先生。那人仔细看了他一眼,说:你是贺学栋?他惊奇地看着这个人,好像见过。那人也再不问什么了,对贺学栋说:跟我来吧。

  贺学栋断定那人是自己的同志,进了门,小声地问:我大叔贺龙被捕了?那人一笑,露出雪白的牙齿:报纸就会吹牛,贺龙坐船去上海了。是我亲自送他上的船。他吩咐我在这儿等你。听说我父亲去了上海,贺学栋既为他安然无恙高兴,也为自己独自留在香港着急。父亲这一走,他在香港举目无亲,无依无靠,就像断了线的风筝。他连忙问那个人他该怎么办,那个人说:你也去上海吧。

  走出南京大旅社,贺学栋才意识到自己太马虎了,竟没有问那个人去上海怎么找我父亲。回头再去找他,已经不见了。没有我父亲在上海的落脚地和联络方式,怎么找得到他?思考再三,贺学栋决定回武汉,去汉口贺公馆找我父亲名誉上的妻子向媛姑婶婶。他想到去参加南昌暴动前,我父亲把亲人全部聚集在汉口的公馆里,他们中有我的姐姐贺金莲,父亲的堂弟贺干成、小妾胡琴仙等。父亲还留下跟随他多年的亲侄贺学祥负责他们的安全,以便风云突变时迅速转移。

  贺学栋有所不知的是,南昌起义虽然失败了,但入党才几十天的我父亲,却以在暴动中对党的赤胆忠心,被中共高层引为知己。他发现我父亲在香港失踪的头一天,我父亲和卢冬生在大街上意外遇到了郭沫若。而共同参加了南昌起义的郭沫若,此刻正是受命来接应我父亲的。郭沫若告诉我父亲,起义革命委员会的人都到了上海,要他也马上去上海。我父亲和卢冬生马不停蹄,当即买船票离开了香港。

  确信我父亲离开香港后,贺学栋置了一套洋装,把自己打扮成少年模样,坐上一艘开往内地的客船,当天也离开了香港。

  十几天水陆兼程,贺学栋回到汉口。不料敲开贺公馆的大门,走出来的却是一个妖艳女人。问她贺家人的下落,回答得驴唇不对马嘴。贺学栋这才猛醒:经过南昌起义,我父亲成了当局追逃的要犯,自然要连累家人。如今贺公馆物是人非,不知道向媛姑她们是落在了敌人手里,还是躲出去了。想到这,他慌忙退出去,找了一个小旅店住下来。

  以后几天,贺学栋每天去街头转悠,希望能碰上贺家的人。有一天,在一个小水果摊上,还真遇到了向媛姑。他没有吭声,跟着她进了一个极隐蔽的住所。原来南昌起义的消息刚传开,向媛姑带领全家及时搬出了贺公馆。此后敌人到处搜捕她们,逼得她们搬了十几次家。但报纸上有的说我父亲被捕了,有的说他被炮弹炸死了,弄得一家人忧心忡忡,不知下一步往何处飘零。

  贺学栋告诉向媛姑我父亲既没有被捕,也没有死,而是去上海与中共高层秘密会合了,让这个为贺家含辛茹苦的女人喜出望外。

  贺学栋在汉口待了几天,转身回了湘西桑植老家。

  我父亲从香港到达上海后,党中央决定派他去苏联学习军事。是他的领路人加挚友周恩来亲自向他传达这一决定的,并说同去苏联的还有刘伯承、林伯渠。我父亲诚恳地说:恩来,我连中国字都识不了几个,那洋字码就更认不得了,还是让我回湘西拉队伍吧。几天后,中共中央同意了他的要求,决定由他、周逸群、郭亮、柳直荀和徐特立5人组成中共湘西北特委。任务是在湘西北发动群众,建立工农革命军,创建革命根据地。19281月,我父亲贺龙、周逸群和卢冬生等10余人,在上海秘密登上一艘江轮,逆水而上,直奔汉口。

  不出一个月,桑植发生年关暴动,我父亲在湘鄂西创建红二方面军的伟大历程,由此拉开了序幕。

更新时间:2012-08-06 11:34: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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