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最后七年风雨路》节选

　　本文摘自《毛泽东最后七年风雨路》，作者：顾保孜　摄影：杜修贤，出版：人民文学出版社

 

　　毛泽东对自己无处不在的“伟人”形象反感到不能忍受的地步。周总理要求改变多年来被认为是最热爱毛泽东的方式，让所有在场的人内心震动不小

　　《五·二零声明》大集会后，毛泽东又出现一个很大变化，他突然对自己无处不在的“伟人”形象很是反感，以致反感到不能忍受的地步。

　　有一天，他和周恩来、林彪到人民大会堂开会。毛泽东一下车，看见北门上挂着他的画像，马上发起脾气。他大手一挥说：“我的像到处挂，叫我给你们站岗放哨，风吹雨打日头晒，残酷无情！统统摘下来，不摘下来，我就再也不进大会堂。”一进北大厅，毛泽东看到原来挂画的地方，都挂上了毛主席语录，又气不打一处来：“我那几句话就有这么大的作用？到处写，到处挂，讨嫌。”

　　他扭头对周恩来说：“恩来，叫人统统摘下来！”（注4）

　　毛泽东气呼呼说这话时，林彪就在身边。不过林彪依然是一副不变应万变，泰然处之的神情。

　　周恩来马上叫来大会堂的党委书记，让他亲自布置，将大会堂北门、南门、西门的主席像摘下来，只保留东门的。大会堂各厅的语录，大多数换成了国画；少数毛泽东手书的诗词，作为书法作品也保留了下来。

　　后来，京西宾馆也参照大会堂的模式进行了处理。

　　杜修贤经常出入人民大会堂，对这里的摆设很敏感。他只隔了一天再去人民大会堂，里面就变了样，他奇怪了好久，：是谁这么大胆，敢将毛主席画像取掉？

 

　　7月17日，中共中央修改宪法起草委员会在京西宾馆举行全体会议，与会的委员55人。中央修改宪法委员会委员是57人，分别担任正、副主任的毛泽东和林彪都没有出席会议。会议仍由周恩来主持。

　　委员们进会场不一会儿，周总理就到了。他满面笑容，亲切地和大家打招呼。小组会议由沈阳军区司令员陈锡联主持。这位将军是员战将，不善言辞，主持会议开场白没几句话就没词了。

　　头一个发言的是辽宁工人出身的中央委员尉凤英。她第一句就说：“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伟大舵手毛主席教导我们说……”

　　周恩来马上打断：“尉凤英同志，你已经是中央委员，不是普通工人，以后说话要注意。主席多次提出不要‘四个副词’我们就不要这样用了。学习毛泽东思想，不在于能引用毛主席的只言片语，而是要学习、领会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要学会运用毛泽东思想的立场、观点、方法去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四个副词，引用只言片语，主席是不赞成的”。

　　周总理说完这话，目光又转向与会人员，表情严肃地说：“我在这里说这些，是想请大家注意，我们要尊重主席的意愿，学习毛泽东思想要讲科学。在修改宪法过程中，我们要宣传主席对马列主义国家学说的发展。”

　　这次会议上，杜修贤听见周总理讲了毛主席对待自己画像的态度，这才明白毛泽东画像在人民大会堂等重要场合一夜消失的缘由。

　　周恩来用如此毫不含糊的语言谈论这个问题，并要求大家改变多年里形成的被认为是最热爱毛泽东的方式，与会人员都不由地内心一震。

 

　　当晚，周恩来又召集中南组开会。参加会议的叶群迟到了。她一进来，就谦恭地哈着腰一面与会议室的每个人握手，一个一个地问好，一面说：“唉，我迟到了，太忙了，忙得连吃饭的时间都没有。”果然，刚落座，服务员就用托盘送饭进来了。

　　这次黄永胜、李作鹏也参加了会议，黄永胜从会议开始，就与坐在他身边的叶群讲悄悄话，有时还递个小纸条。而李作鹏带着黑色墨镜，面无表情。但是所有参加会议人的内心都不平静,“设与不设”的斗争越来越明朗越来公开化。

　　因为从五月中旬开始，林彪告诉吴法宪：还是要设国家主席，不设国家主席，国家没有一个头，“名不正言不顺”。林彪还要吴法宪和李作鹏等在宪法工作小组会上提出设国家主席的问题。为什么在毛泽东一再表明态度后林彪仍要坚持设国家主席的主张呢？七月，叶群私下向吴法宪把话挑明：“如果不设国家主席，林彪怎么办？往哪里摆？”（注6）

　　根据林彪、叶群授意，七月中旬举行的中央修改宪法起草委员会全体会议期间，再次出现了要求设国家主席的“呼声”。

　　毛泽东得知后尖锐地指出：设国家主席，那是形式，不要因人设事。这是毛泽东第四次提出不设国家主席。

毛泽东这里说的“因人设事”，几乎就是“有人想当国家主席”的同义语。 毛泽东一而再再而三提议不设“国家主席”

　　毛泽东一而再再而三提议不设“国家主席”，林彪仍一意孤行敬请毛泽东“兼任”此职４月１１日夜１１时３０分，林彪突然在苏州让秘书给中共中央政治局挂电话。电话的记录全文如下：

　　一、关于这次“人大”国家主席的问题，林彪同志仍然建议由毛主席兼任。这样做对党内、党外、国内、国外人民的心理状态适合。否则，不适合人民的心理状态。

　　二、关于副主席问题，林彪同志认为可设可不设，可多设可少设，关系都不大。

　　三、林彪同志认为，他自己不宜担任副主席的职务。（注1）

　　林彪这三条意见，第一条是假话，第三条是真话，第二条是无所谓的话，他确实是不愿意担任国家副主席!

　　就在接到林彪电话的翌日，中共中央政治局给毛泽东递交请示报告。毛泽东对此作了批示：

　　“我不再作此事，此议不妥。”

　　算上上次汪东兴带回的大体意见，这次应该是毛泽东第二次否定关于设国家主席的意见。如果上次有些含糊其辞，那么这一次应该是毫不含糊的。

　　可是，毛泽东没有想到，林彪这一提议随即得到了包括周恩来在内的在京政治局大多数成员的赞成，而支持他本人的则寥寥无几。毛泽东越发不安，因为这种情势的出现，不仅反映了林彪此举具有很大的蒙蔽性，同时也表明林彪在政治上羽翼渐丰，具有了呼风唤雨的能量。

　　恰在此时，国际风云四起，美国入侵越南的战火不断扩大，大有蔓延印度支那的态势，中国外交斡旋在即，毛泽东在接到林彪建议的第二天便急急忙忙从武汉赶回了北京。

　　毛泽东一回北京就召开政治局会议，就在这次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再次重申他不当国家主席，也不设国家主席的意见。他还引用了历史上三国时期“劝进”的典故来敲打林彪及其党羽：“孙权劝曹操当皇帝，曹操说，孙权是要把他放在炉火上烤。我劝你们不要把我当曹操，你们也不要做孙权。”

　　毛泽东谈笑风生，而他的笑声中饱含着尖刻的讽喻。

　　这是他第三次表示不设国家主席的意见。

　　不仅如此，他还特意做了周恩来的工作，几次和周单独谈话，坦明白己的态度。毛泽东认为说服了他，就能带动其他人。

　　周恩来马上明白，原来他也忽略了“但我的意见是不设为好”这句话的深意。

　　“不设”——这才是毛泽东最根本最真实的思想和意图！

　　最后，毛泽东干脆挑明，建议在修改宪法时，直接删去在原宪法中的第二章第二节。让新的宪法中没有设国家主席的章节。

　　没有了设国家主席的章节，“设”与“不设”就无从谈起。按理，设不设国家主席之争应该休矣。然而林彪，不服输不放弃。权欲在心中作祟，他不愿死心，仍然一意孤行，再三提议恳请毛泽东“兼任”国家主席。他固执地认为，毛泽东最后一定会谦让，会说：“请林彪同志任国家主席。”一旦有了这样“一句顶一万句”的“最高指示”，林彪理所当然就达到了目的。

　　对于林彪的内心，毛泽东看得一清二楚。特别是这几年，林彪利用自己接班人的地位，在党内军中拉帮结派，积极扩充势力，非但基本上掌握了军队，就连军委办事组成员几乎也是他战争年代四野麾下的人马。武有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打开他们的履历表就不难发现，“四大金刚”都是跟随林彪南征北战，一路冲杀过来的生死至交。文有党内著名的理论家陈伯达。理论上林彪得到鼎力相助。而林彪同妻子兼秘书叶群更像开了一个夫妻店。叶总是喜欢放大林彪的愿望和要求，如果林彪放个屁她马上能演绎成“急性肠炎”。林彪并不是一个喜欢出头露面的人，而她却能掌握好林彪必须出面的时刻。她和林彪的心腹们更是亲密无间、周旋尽至。因为有了叶群这个“润滑油”，林彪团伙越发显得紧密团结，他们铸成攻守同盟，里外抱成一团……毛泽东不能坐视不管！

　　恰好这时，江青团伙开始对林彪权势膨胀表示出明显的不满。特别是张春桥，每次讨论修改宪法，都和陈伯达吵得不可开交。

　　而张春桥又被大家认为真正能体会毛泽东思想的人。

　　应该说，毛泽东的种种举措某种程度上刺激了林彪，让他明显感到毛泽东对自己不再感冒，而且是很不感冒了。

如果说，以前高调提出让毛主席“兼任”国家主席还有由衷的成分，那么从毛泽东第三次表明不设国家主席之后，林彪再次提议毛泽东“兼任”国家主席就是放的烟雾弹，言不由衷的背后是为捍卫他的接班人地位而在政治上展开的保卫战。

　

批陈整风运动在全党中展开。此时，天安门城楼上出现的美国人身影，打破了“正副统帅”肩并肩的“文革”模式

九月中旬，中央成立了由周恩来，康生，李德生三人负责的陈伯达专案审查小组。随后，毛泽东又把陈伯达所犯错误的性质上升为“路线斗争”的高度，定性为“反九大的陈伯达路线”。

毛泽东在做思想舆论准备的同时，还采取了组织措施，大大加强了江青为首的”文革”派势力。由于中央文革小组在九大之后就名存实亡了，江青等人除了空头的政治局委员外，在中央不再担任什么具体职务。为了改变这种局面，毛泽东批准发出了《关于成立中央组织宣传组的决定》。康生任组长，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纪登奎、李德生为组员，掌管中央的人事任免和宣传大权，在政治上形成了与林彪所掌握的军委办事组两军对垒的局面。

用毛泽东后来自己的话说是，庐山会议后他对林彪采取了程咬金的三板斧：“甩石头”——向下发批示、批语；“掺沙子”——向军委办事组里派人；“挖墙角”——改组北京军区。

在舆论、组织两方面准备停当以后，十一月十六日，毛泽东批发了中共中央《关于传达陈伯达反党问题的指示》，批陈整风运动从此在党、政、军领导机构中全面展开。

就在庐山会后不久，毛泽东层层推进批陈整风运动之时，又迎来了新中国成立21周年的国庆节。这一年国庆节并没有因为庐山会议正副统帅产生分歧而冲淡节日的气氛。

 

1970年10 月 1 日这一天，北京秋高气爽，鲜花繁茂。参加庆祝共和国成立21周年的各界群众，一大早就汇集在天安门广场上。整个广场，彩旗飞扬，充满了浓郁的节日气氛。

两个陌生而特殊的身影出现在天安门城楼上——他们就是中国人熟知的老朋友、美国著名记者斯诺和夫人。他们夫妇刚从陕北志丹县参观返回北京不久，周恩来总理就邀请他们在国庆节登上天安门城楼参加庆典活动。对于斯诺来说，这肯定是一种特殊而意外的荣誉。他在这一天将站立在中国政治的中心。

如果说“5.20声明”是毛泽东向美国总统尼克松展示了他强硬的一手，那么，同年的国庆节，毛泽东又用另一手在城楼上向尼克松挥动了一束橄榄枝。

这一次，也是斯诺第三次访问新中国。

斯诺，这个名字这个对于中国人来说并不陌生。他从1928到1941年间，绝大部分时间都生活在中国。通过深入中国社会采访，他深深地了解到中国人民的苦难。他也是第一个深入陕北苏区系统采访并第一个向全世界全面报道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红军真实情况的外国记者。他不顾个人安危和艰苦，克服重重困难，写出了《西行漫记》等许多产生重大历史作用的著作，让全世界人民了解到中国革命的真相，在国际上和中国国内产生了重大影响，对在艰苦条件下从事革命斗争的中国军民发挥了有力的鼓舞作用。

从他1941年离开中国到再次踏上中国土地，一别就是19年。

19年来，他为冲破美国当局设置的重重障碍进行了不懈的努力。 1960年夏天，在周总理的关怀下，他终以一名“作家”的身份实现了自己重访中国的愿望。

四年之后，他又来过一次。

1970年8月，斯诺携夫人能实现第三次访问新中国，也在周恩来的亲自过问和安排下实现的。

8月18日，正在一个朋友的宴会上吃着烤鸭的斯诺突然接到电话通知，让他到首都体育馆去一趟。

斯诺马上意识到，一定有重要的人物要同他见面。他猜想一定是周恩来总理。

斯诺真猜对了。周恩来在百忙中没有忘记见见自己的老朋友。

当时周恩来和国家代主席董必武、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一起陪同西哈努克亲王及其夫人观看中国与朝鲜两国乒乓球队的比赛。

在斯诺的眼中，72岁的周恩来还是同过去一样英俊而机敏。然而，与1964年相比，他头上的白发更多了。颧骨凸了出来，两颊凹了进去，眼窝深陷。那双明亮深邃的眼睛流露出忧虑和凝重。

周恩来简略地了解了斯诺的访问计划，关切地询问了许多关于美国的情况。

当时中国在北面面临着第二个威胁——百万苏联军队的压境，与美国谈判的可能性增大。

世界历史在上世纪60年代末出现了许多大的变化。1969年春珍宝岛的阵阵枪炮声使中苏关系进入了剑拔弩张的状态，原先“铁板一块”的社会主义阵营已不复存在。过去一直紧张的中美关系出于世界格局多极化的变化和双方各自利益的考虑，也开始趋于缓和。1970年底，中美关系正是处于十分微妙的时刻。

在以后的几次谈话中，周恩来又向斯诺透露：中美可能在北京举行会谈。

虽然谨慎的周恩来只是说可能，但对斯诺来说，无疑又是一条“独家新闻”，就像10月1日周恩来把斯诺领上天安门城楼与毛泽东一同出现在观礼台上一样。因为当时有关中美关系的接触还处于绝对机密阶段。

由于要即将上庐山参加九届二中全会，周恩来便安排斯诺夫妇前往陕北志丹县参观采访，那里曾是斯诺第一次见到毛主席的地方，当年被称为保安县。

斯诺非常高兴，说：“34 年前我穿过封锁线去找红军，遇到的第一个共产党领导人就是您。当时您用英语跟我讲话，使我很吃惊。您为我草拟了一个 92 天旅程的计划，还找了一匹马让我骑着去保安找毛主席呢！这次您再次安排我去保安县，我想昔日的情景，一定能唤起了我不少难忘的回忆啊。”

果然，斯诺旧地重游，思绪万千。他来到当年走过的山路，住过的窑洞，和毛主席促膝夜谈的地方，感到特别的亲切。昔日破旧荒凉的小古城，而今已“旧貌换新颜”。30 多年的巨变，令他深感“保安同全中国一样，也已经站起来了”。

斯诺返回北京不久就接到参加国庆活动的邀请。

一般天安门广场举行盛大的庆祝活动，周恩来都会早早来到了天安门城楼上，对毛泽东所要经过的路线、现场仔细认真地检查一遍，包括毛泽东的椅子和用具。

上午十点，天安门城楼上那个专供领导人使用的电梯一次一次地升上来，把党、政、军领导人和一些贵宾陆续送到。叶剑英来了，林彪、叶群以及黄永胜、李作鹏、吴法宪、邱会作等林彪的四员“大将”也来了。面对全国人民的公开活动，他们还是不能放弃的。这样一是可以通过亮相以正视听，二是能够近距离观察与接触毛泽东，三还可以多打探一些消息。

从表面看，大家的表情与以往参加活动没有很大区别，但庐山会议那场惊心动魄斗争的阴影实际上是挥之不去的。

周恩来见斯诺夫妇上了天安门城楼，便迎上前去，热情地握着他们的手说：“斯诺先生，欢迎你。”

 “我真是第一个应邀上天安门城楼的美国人吗？”斯诺棕色的眼睛闪着兴奋的光芒。

 “是的。是毛主席让我请你来的。你是中国人民真诚的朋友啊。”周恩来热情地说。

斯诺情绪更加激动：“当年您安排我去见毛主席，采访红军，当时对西方新闻界来说是独一无二的事。今天又让我上天安门！肯定也是一件独一无二的事！”

这时，广播里响起了“东方红”乐曲，毛泽东高大的身影出现在天安门城楼上。顿时，“毛主席万岁”的欢呼声响彻云天。斯诺夫妇在周总理的陪同下，向毛泽东走去。

 “主席，您看谁来了。”周总理笑着对毛泽东说。毛泽东一眼就看出是斯诺。老朋友相见，分外高兴。他热情地和斯诺握手：“斯诺先生，老天保佑你，我们又见面了。”

 “非常高兴见到您。您看起来比 5 年前年轻了，身体也更好了。”斯诺激动地说。

 “马马虎虎。你身体还好吗？”毛泽东关切地问。“马马虎虎。来之前，我开过刀，现在好了。”斯诺回答说。 毛泽东仔细地看了看斯诺，关心他说：“你要注意，不要太累。” 斯诺点了一下头说：“对了，这话我必须听。”接着他高兴地告诉毛泽东：“我5天前才从保安回来。保安变化大极了。当年从延安到保安路上要走3天，这次才花了2个半小时。” “有一些变化。”说着，毛泽东若有所思地对斯诺说：“对了，你去年12 月给我的信收到了。”“他们说你写的书不好，我没有看，我看了摘要，没有什么不好。”

 “我这次来中国后发现我写的关于文化大革命的一些观点不正确。”斯诺内疚地说。

毛泽东笑着摆了摆手说：“你当时怎么看就应该怎么写。今后也如此， 你怎么看就怎么写。不应该要求外国朋友的观点和我们完全一样。我们自己都不完全一样嘛！过去外交部有个极左派，闹得外交部可乱了，谁都管不了。英国代办处就是他们放火烧的。”

周恩来又向斯诺介绍林彪。斯诺向林彪问好，同时打量着这位被写进党章的“接班人”。

林彪成为毛泽东的接班人，是斯诺始料未及的。1968年6月15日，斯诺在给朋友张歆海的一封信中曾认为：“从逻辑上说周恩来应当是毛泽东的接班人。从我们的视野中再也找不出第二个能与周恩来的威望与能力相比的人了。”（注16）

毛泽东一边同斯诺亲切交谈，一边伸出手，带着斯诺夫妇朝城楼前的栏杆走去。顿时，广场上沸腾起来，万首翘望，红旗翻滚，“毛主席万岁”的欢呼声此起彼伏。

毛泽东也高举右臂，向欢呼的人群挥手致意。斯诺看着这番情景，万分激动，眼眶也湿润了。

毛泽东请斯诺夫妇分别站在自己的两旁，摆好姿势，让记者拍照。

周恩来对第二天《人民日报》的版面作了精心安排。毛泽东与斯诺夫妇在天安门上的照片发表在头版的显著位置。这张含蓄而饶有深义的照片，是中国为改善中美关系向美国发出的一个重要信息。

毛泽东是要用这样一种方式，向美国总统暗示——中美关系要解冻了。

也是这张新闻照片打破了毛泽东与林彪肩并肩出现在天安门城楼上的“文革”模式，第一次将副统帅“裁剪”在民众视线之外。

毛泽东再次与斯诺谈话，向美国发出了交往的信号；但是美国人却没有理解中国人投石问路的独特方式

1970年12月18日，毛泽东在游泳池的书房会见了斯诺和他的妻子。

毛泽东同外国人谈话，仍然表现出他的坦诚与率真。

当斯诺赞扬中国人不反对节育，是文明进步的标志时，毛泽东毫不掩饰地说“你这个人受骗啦！”

斯诺不明白地坦开双手。

 “农村里的女人，头一个生了女孩，就想要男孩。第二个生了，又是女孩，又想要男孩子。第三个生了，还是女孩，还想要男孩。……一共生了九个女孩，年龄大了，只好不生了。”

毛泽东这个事实举例，可能和斯诺这段时间了解的情况大相径庭，他不相信地直摇头：“是吗？”

 “重男轻女啊……我看你们美国可能也是重男轻女？要有一个时间才能改变。”

 “现在美国有一个妇女解放运动，规模很大，她们要求男女完全平等。”

 “完全平等？嘿嘿……至少现在不可能吧？”这句话似乎触动了毛泽东的心思。他又抽出一支香烟，点燃，青烟缕缕，从指间飘腾，犹如他冉冉升腾的思绪。突然他掉转话题：“今天不分中国人、美国人。我是寄希望于两国人民的，寄大的希望于美国人民。单是美国这个国家就有两亿人口。如果苏联不行，我寄希望于美国人民。……”毛泽东一连讲了几次寄希望于美国人民。

斯诺一时不明白毛泽东的含意，只好听他讲下去。“外交部研究一下，美国人左、中、右都过来。”

斯诺惊讶地睁大幽蓝的眼睛。

 “为什么右派让来？我是指尼克松嘛，他是代表垄断资本家的。当然让他来了，因为解决问题中派、左派不行的，要跟尼克松解决。他早就到处写信说要派代表来，我们没有发表，守秘密啊。……所以，我说尼克松愿意来，我愿意和他谈，谈得成也行，谈不成也行，吵架也行，不吵架也行，当作旅行者来也行，当作总统来也行。总而言之，都行。他如果愿意来，我愿意和他谈，我看我不会和他吵架，批评是要批评他们的，我们也作自我批评。比如，我们的生产水平比美国低，别的我们不作自我批评。”说完这句话，毛泽东马上收住这个话题，开始讲中国革命进步的问题，他的情绪随之带有了不满意的成分。

斯诺的思路留停在毛泽东刚才的话题上。“主席我有两件事情跟和你探讨一下。第一个是尼克松来华的问题，是否可以作这样理解：目前他来是不现实的，但尼克松来华被认为是理想的。第二是关于美国人来华的问题，我能作为这个问题中的一个例外，感到格外高兴，但是……”

 “但是你代表不了美国，你不是垄断资本家。”毛泽东打断了斯诺，说出了他想说的话。

毛泽东和斯诺谈话涉及了个人崇拜问题。他表白：开始他认为需要一点个人崇拜，可是现在崇拜过了头，变成了形式主义。比如四个伟大，讨嫌。统统去掉，只要一个留下，那就是教员（导师）。说到这里，在座陪同的人都笑了起来，但是心底很吃惊：毛主席这不是在批评林副统帅吗？

当听到斯诺幽默地比喻尼克松会成为毛泽东一位好的代理人时，毛泽东大笑了起来，同意这个看法。原来美国的杜鲁门、肯尼迪帮助过国民党，结果是壮大了共产党的军队，把蒋介石赶到了海岛上。毛泽东说：“我喜欢着种人，喜欢世界上最反动的人。我不喜欢什么社会民主党，什么修正主义，他们有欺骗的一面。”

毛泽东说：“中美会谈１５年谈了１３６次。我不感兴趣了。尼克松也不感兴趣了，要当面谈。”?

这应该是很明确的了吧!?

遗憾的是，毛泽东这个明白无误的信息，并没有能传达到尼克松那里……?毛泽东向美国发出官方接触的信号，又一次被精明的美国当局忽视了。他们确实对中国话中有话的语言艺术缺乏了解。这是中国人独特的一种投石问路的方式。

事后基辛格回忆道：“中国领导人对我们的敏锐地观察事物的能力估计过高，他们传过来的信息是那么拐弯抹角，以致我们这些粗心大意的西方人完全不了解其中的真意。”

对林彪失望的同时，毛泽东却看到了美国传来的希望。他果断作出决定：立即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

在全国上下一片“批陈整风”批判声中，我国体育界发生了一件足以载入史册的大事。

这还要从1971年3月27日第三十一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在日本名古屋开幕说起。

按照惯例，比赛开幕那天，国际乒联要举行招待会。主人致词之后，大家就举着酒杯随意走动起来，这时几个热情奔放的美国选手与中国运动员相遇，他们兴奋地说：“啊，中国人，好久不见了。你们的球打得真好！”那时中美关系十分敏感，中国代表团领导立即将此情况向国内作了汇报。这毕竟是中美运动员之间的一次邂逅，一次礼遇，所以国内方面也没有什么反映。

中国队获得男子团体冠军之后，中美两国选手在游玩中又碰到了一起。热情爽朗的美国青年笑着问：“听说你们已邀请我们的朋友（指加拿大队和英国队）访问你们的国家，什么时候轮到我们啊？”

中国队负责人再一次向国内报告：“美国队希望访华。”

接着4月4日，美国男队第三号选手格伦?科恩为了能打好下面的比赛到训练馆练球，不想练完球走出体育馆时，竟然找不到自己来时乘坐的汽车。正在这时，一辆带有乒乓球锦标赛标志的大轿车开了过来，科恩情急生智，连连招手，轿车在他身边戛然停住，科恩赶紧跳上车，长吁了一口气。但当他抬头环顾时，不禁暗自吃惊，原来同车的全是中国人。于是他独自站在车门口，没有找位置坐下。

这时，坐在车子后边的庄则栋从座位上站起来，走到科恩身边，通过翻译和科恩聊了起来。庄则栋对科恩表示欢迎并向他赠送了中国礼品。这一意外的举动把科恩乐坏了，他和庄则栋肩并肩站在一起直到抵达爱知县体育馆，他们俨然成了好朋友。

这一幕被敏感的记者发现，他们把照相机对准了庄则栋和科恩，此情此景立即成为各大报纸头版头条的新闻。

中美两国运动员友好交流的举动更加触动了美国队。他们的副领队来到中国队的驻地，开门见山问中国队的负责人：“你们中国邀请我们南边的墨西哥队去访问，也邀请我们北边的加拿大队，你们能不能也向我们美国队发出邀请呢？”

美国队这次正式提出访华的要求，的确非同小可；中国领队虽不能当场答复，但必须马上向国内请示。

中国乒乓球队的请示电报送到了国家体委，国家体委立即和外交部磋商，一致做出了“不邀请美国乒乓球队来访”的决定。报告送到周恩来手里，他也在报告上写了“拟同意”三个字和一段批语。

报告又到了毛泽东手里，他也在自己的名字上画了圈，并要他的护士长吴旭君把文件退给外交部办理。

这个拒绝美国乒乓球队访华的报告似乎就此尘埃落定。

果没有后面的转折，这份报告在中美交往史上只是一份入档保存的文件而已。

１９７１年４月６日，在退回这份报告后的当天深夜，毛泽东已经服了安眠药，可是他睡意全无，还坐在书房里看书。周恩来在午夜前来向他报告美国国务院３月１５日宣布取消对持美国护照去中华人民共和国旅行的一切限制,也谈起了外交部和体委的负责人讨论是否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的分歧……如今，为什么不可以把邀请书发往美国，让他们的乒乓球队打头阵呢?它不仅可以为尼克松或他的特使前来北京创造一个良好的氛围，而且还能缓冲一下中国人民对美国的敌对情绪。

这将是打开中美关系的局面的一个非常好的前奏曲。

想到这儿，毛泽东精神为之一震。

尽管文件已经退走，毛泽东还是果断地作出决定——立即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

据毛泽护士长吴旭君回忆，当晚毛泽东要她给外交部一位领导同志打电话：“邀请美国队访华。”但毛泽东自己有过交代：他吃了安眠药以后说的话不算数。这一下使吴旭君犯难了，毛主席现在讲的话算不算数呢？她故意迟疑着没有动身。毛泽东见她没有动，急着对她说：“小吴，你还坐在那里呀，我让你办的事怎么不去办？”吴旭君故意反问：“主席，您刚才和我说什么呀？我没听清楚，请您再说一遍。”毛泽东又一字一句地把刚才讲的话重复了一遍。吴还是不太放心，反问他：“主席，白天退给外交部的文件不是已经办完了吗？您亲自圈阅的，不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怎么现在又提出邀请呢？您都吃过安眠药了，您说的话算数吗？”毛泽东把大手一挥，说：“算！赶快办，再慢就来不及了。”吴听了这句话拔腿就往值班室跑，给外交部打电话。通完电话回来，只见毛泽东仍坐在那里等她回信。吴旭君把情况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听完后点头表示：“好，就这样。”

中国人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美国政府惊呆了，世界轰动了，看似体育界之间的交流一下子成了举世瞩目的重大国际事件。

尼克松得知消息后喜出望外。乒乓球运动是中国体育的强项，被视为中国的国球，多次参加国际比赛。连外国人也惊叹：这个小球简直就是为中国人发明的。这次中国巧妙地利用小球推动大球，真可谓以长克短，打了一个漂亮的近台抢攻。

面对中国这“一板抢攻”，美国“还击”得也不含糊。

尼克松总统立即批准接受邀请，并派出最得力的高级顾问基辛格前往中国。当时《环球时报》刊登的《乒乓外交决策内幕》一文这样描述尼克松总统的反应：“我从未料到对华的主动行动会以乒乓球队访问的形式求得实现。”

美国乒乓球队要来华访问了！这也是新华社的一件大新闻。

４月１４日下午２时半，周恩来面带微笑地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会见了美国乒乓球代表团。周恩来与美国代表团成员一一握手后，坐在斯廷霍文团长旁边的沙发上，发表了讲话：

 “你们作为前来中华人民共和国访问的第一个美国代表团，打开了两国人民友好往来的大门。尽管中国和美国目前还没有外交关系，我相信中美两国人民的友好往来，将会得到两国大多数人民的赞成与支持。”

周恩来略略提高了声音说：“欢迎你们!”

周恩来身边的斯廷霍文马上回应：“我们也希望中国乒乓球队访问美国。”

周恩来立即肯定地回答：“可以去!”

美国代表团的成员对此报以热烈的鼓掌。

美国乒乓球队的访华在美国本土更引起强烈反响，掀起了一股“中国热”。中国与美国民间之手已经握在一起，距离两国的官方握手也就为时不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