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狱中八条”：防止领导成员腐化，烈士的最后诉说和嘱托

作者简介：

沈尹默（1883-1971年），中国近代著名学者、书法家，曾任《新青年》编辑。书坛曾有“南沈北于（右任）”之说，上图为其手迹。

罗广斌（1925-1967年），《红岩》作者之一,1948年被捕后先后被囚于渣滓洞、白公馆。1949年“11·27”大屠杀之际，越狱脱险,随后为执行难友们的嘱托，写成《重庆党组织破坏经过和狱中情形的报告》，披露了“狱中八条”。

“狱中八条”

　　一、防止领导成员腐化

　　二、加强党内教育和实际斗争的锻炼

　　三、不要理想主义，对上级也不要迷信

　　四、注意路线问题，不要从右跳到“左”

　　五、切勿轻视敌人

　　六、重视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的经济、恋爱和生活作风问题

　　七、严格进行整党整风

　　八、惩办叛徒特务

　　前不久热播的电视剧《江姐》，提到了渣滓洞、白公馆监狱里的共产党员们牺牲前集体留给党组织的最后遗书——“狱中八条”。狱中的革命者们预见到国民党政权在溃败前夕很可能实行疯狂的大屠杀，他们有话要对党讲，“狱中八条”就是他们以鲜血和生命为代价的最后诉说和嘱托——切实加强党的自身建设，防止历史悲剧重演。那么，“狱中八条”是怎样产生的？它是针对当时什么问题提出来的?其中蕴涵着怎样的历史教训和深刻意义？

　　1949年11月，牺牲在重庆渣滓洞、白公馆两座监狱的共产党员们，通过脱险同志向党提出了一份意见和建议。他们总结历史经验，仰望黎明的曙光，寄希望于党：切实加强党的自身建设，防止历史悲剧的重演。“意见”共八条，也称“狱中八条”：一、防止领导成员腐化；二、加强党内教育和实际斗争的锻炼；三、不要理想主义，对上级也不要迷信；四、注意路线问题，不要从右跳到“左”；五、切勿轻视敌人；六、重视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的经济、恋爱和生活作风问题；七、严格进行整党整风；八、惩办叛徒特务。这个材料于1989年首次披露。“狱中八条”至今仍然有着巨大的震撼力。

　　■烈士们牺牲前叮咛可能活着出去的同志，把他们最后的嘱托报告给党，罗广斌完成了这个重托

　　1948年9月，共产党员罗广斌因叛徒出卖被捕，随后被关进渣滓洞监狱楼上七室。楼七室是隔离室，专关态度“顽固”、不守监规的犯人，管理更加严格，平时不准放风。楼七室里有一位罗广斌认识的囚犯张国维（1939年入党，被捕前任重庆沙磁区学运特支委员），直接领导过罗广斌的工作，互相很熟悉。乘特务看守不注意，两人悄悄交谈。张国维十分冷静地分析罗广斌的情况。罗广斌的哥哥是国民党高级将领，基于此，张国维估计罗广斌最有可能活着出去，他叮嘱罗广斌要注意搜集情况，征求意见，总结经验，有朝一日向党报告。从此，罗广斌肩负着这项特殊任务，作了一个有心人。

　　1949年元月17日，是江姐（即江竹筠）丈夫彭咏梧在武装起义前线牺牲周年纪念日，渣滓洞监狱各囚室的难友纷纷采用各种形式慰问女囚室里的江姐。江姐的回报是起草了一份讨论大纲：“一、被捕前的总结；二、被捕后的案情应付；三、狱中的学习。”各囚室先后分情况进行了讨论。这对提高狱中同志的斗争意志和思想认识起了很大的作用。

　　1949年2月，罗广斌被转押到白公馆。在这里，他与同室难友刘国鋕(他的入党介绍人，被捕前任沙磁区学运特支书记)、王朴(被捕前任重庆北区工委委员)、陈然(被捕前任《挺进报》特支委员)等进一步结成生死患难之交，进行过多次深入的讨论。就在“11·27”大屠杀那天子夜，当渣滓洞的屠杀火焰还在燃烧之际，在白公馆的罗广斌带领尚未被杀的十多位难友，乘敌人疏于看守之机，冒死突围，冲出牢笼，蛰伏乡间，三天之后迎来重庆解放。罗广斌终于活着出来，得以向党报告烈士们的最后嘱托。

　　1949年11月30日，重庆解放。12月1日成立“脱险同志联络处”，接待从各个监狱脱险的和其他遭受迫害的同志。罗广斌参加了筹备杨虎城将军和“11·27”殉难烈士追悼会的工作。为了执行难友们的嘱托，他每天夜晚趴在地铺上奋笔疾书，追记和整理同志们在狱中的讨论和总结。到12月25日，即大屠杀后的第28天，重庆解放后的第25天，罗广斌的这份名为《重庆党组织破坏经过和狱中情形的报告》(以下简称《报告》)写成，上报给中共重庆市委。

　　这份报告为七个部分，现在只存第一、二、三、七四个部分和第四部分的大部，报告比较充分地反映了当时地下斗争、监狱斗争的艰难历程、《挺进报》事件引发的大破坏带来的惨痛教训和烈士们的崇高精神风貌。第七部分即“狱中意见”八条，约3000多字，是《报告》的核心部分。面对敌人的屠刀，狱中的共产党员们争取活着，准备死去，满怀豪情，慷慨激昂；在总结历史经验时，沉着冷静，作深层次的理性思考，着重从党的工作自身找问题。这是一群真正的共产主义战士披沥赤忱倾诉的真知灼见。在烈火与热血中，烈士们得到永生；在烈火与热血中，“狱中意见”八条也得以产生。

狱中同志认为：少数领导干部腐化是造成重庆地下党组织大破坏的一个重要原因；元凶祸首刘国定由生活腐化走向政治腐化，从内部来破坏党

　　狱中同志的意见和建议集中起来，就是强烈要求加强党的自身建设；在党的自身建设中最重要的是领导班子的建设；在领导班子的建设中要特别注意防止领导成员腐化。这是狱中同志们痛切感受到的最根本、最重要的教训。

　　1948年由《挺进报》事件带来的重庆地下党组织大破坏，主要是由于几个主要领导干部相继叛变，才造成一度难以遏止的破坏势头。叛徒人数很少，只占被捕人数的5%，但是影响极坏，破坏性极大。《报告》着重揭露了几个叛徒的内心世界和蜕变规律，久远地警示革命后来人。例如，大破坏的元凶祸首刘国定，重庆秘密学联的主要领导人之一。1938年入党，先后担任巴县县委书记，巴县中心县委宣传部长，重庆市委副书记、川东特别区临工委委员、重庆市工委书记。此人工于心计，城府甚深，察言观色，能言善辩，在抗日救亡运动中锋头颇健，在建立和发展党的组织工作中也发挥过积极作用，受到同志们的好评和领导的器重。但是他在骨子里是个人至上主义者。他叛变后出卖了多位共产党员，因此受到军统特务头子毛人凤的嘉奖和接见，并正式升为上校。

　　“狱中意见”还提出领导机构(领导班子)存在的问题。狱中同志认为，川东临委书记王璞(在武装起义中牺牲)的人品是好的。但是在发现刘国定的生活作风问题后，却拿他没有办法，投鼠忌器，于是迁就。王璞无可奈何，只好买一套《三国演义》，回乡看小说，生闷气。“狱中意见”尖锐地指出，这种软弱无能、听任自流也是领导机构的一种腐败。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除了几个叛徒个人品质上的问题以外，还由于在地下环境中，长期隐蔽，相对平静安全，缺乏激烈斗争的锻炼，少数人脱离党和党员的监督，容易滋长消极和腐化。

平时道貌岸然、大讲革命气节的冉益智的叛变，给同志们增添了几分清醒：“不要理想主义”

　　叛徒中冉益智是另一类典型，1948年4月16日他在北碚被捕，经不住特务的突击刑讯，供出北碚学运特支书记胡有犹，随后又供出已被捕但还未被敌特查明身份的重庆市委书记刘国定，但还有所保留，也被关进白公馆。在白公馆，冉益智的精神完全崩溃。过去受他教育、对他崇拜的下级反过来帮助他，劝他悬崖勒马，就此稳住，不能再往下滑，但是拖他不住。冉益智主动要求出牢，参加特务组织，要中校未成，以少校成交。

　　在特务组织里，他与刘国定不同，显得特别“温良恭俭让”，对谁都点头哈腰、笑脸相迎，颇得特务们的好感。他一切从个人利害考虑，一方面不动声色地出卖党组织和重要干部以邀功；一方面又留有后手，保留一些人，即使特务发现也不至怀疑他的“忠诚”，同时也准备将来为自己开脱留点余地。但他在出卖同志、破坏党时却绝不手软。往日，他道貌岸然，大讲革命理论革命气节，在为曾紫霞举行入党宣誓仪式时，刘国鋕领誓，冉益智监誓。冉益智在讲话中着重对他们进行革命气节教育。就是这个冉益智，只不过过了半个月，就把他领导下的这对未婚夫妇出卖了。冉益智被捕的前一天，在北碚与学运特支书记胡有犹(后为烈士)谈话，这时破坏已经开始，陆续有人被捕。他特别强调，如果出事，一定要坚持革命气节。第二天，冉被捕后第一个出卖的就是胡有犹。所以胡有犹提起冉益智就满腔怒火，切齿痛恨。冉益智等几个领导干部的叛变确实给同志们心灵蒙上了一层浓厚的阴影，但却没有影响他们的基本信念，反倒是增添了几分清醒。

　　在地下时期，大都实行单线联系。直接领导人就是组织，就是党的代表，下面的同志对他们十分敬仰，抹上了一层理想的光辉。《报告》说：“加上(刘国定、冉益智等)上级领导人高高在上、不可捉摸，故意说大话，表示什么都知道，都有办法。”以至有的年轻同志对他们盲目崇拜，事事依赖，甚至有的同志举止言行都模仿他们的样子，到头来却被自己敬仰和崇拜的对象出卖了。这一堂反面课上得十分深刻。

在狱中，同志们联系自己的思想讨论如何看待组织存在的问题。江姐早先就说过：“不要以为组织是万能的，我们的组织里还有许多缺点。”王朴检查自己的认识说，在被捕前一直迷信上级，依赖组织，没有想过自己就是组织的一部分，组织的力量要靠各个分子的共同努力才能发挥整体的战斗作用。他说：“以前我对组织一直是用理想主义的观点来看，今后一定要用现实主义的立场来看了。”狱中同志所反对的“理想主义”，是指把一切都理想化，以至产生迷信，丧失现实感，那就是一个糊涂人，甚至可能反过来影响对理想、对党对革命前途的信念。这是先烈用血写下的教训。

狱中同志在总结经验教训时得出一个共识：要重视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的经济、恋爱和生活作风问题

《报告》指出：“从所有叛徒、烈士中加以比较，经济、恋爱问题、私生活问题，这三个个人问题处理得好坏、往往决定他们的工作态度，和对革命是否忠贞。”这一段话似乎说得绝对了一点，但却是当时实际情况的写真。个人私生活和革命大节之间往往并不隔有不可逾越的鸿沟。这里把众多烈士和少数叛徒加以比较，形成十分鲜明的对照。烈士们都有着丰富的感情世界。他们热爱生活，眷恋亲人，喜怒哀乐，有血有肉。江姐的遗书、兰蒂裕的《示儿》诗，以及许许多多烈士的遗书遗言，反映了他们共同的精神境界。而几个叛徒的一个共同特点，恰是在这几个问题上过不了关。李文祥是因为儿女情长不能自拔而终于下水的。李文祥于1948年4月为刘国定出卖被捕，关在白公馆。开始还比较好，只是苦念妻子。妻子熊咏辉关在渣滓洞女牢。特务利用李的弱点，经常把他提到渣滓洞审讯，而且让他与妻子见面，每见一次他就要痛哭一次。特务威胁他：“这是最后一面了。”他便彻底崩溃，在坐牢八个月之后，于12月叛变，出卖了他领导的16个同志(三人被捕牺牲)，主动要求“参加工作”(当特务)，并宣布了叛变的“三大理由”：“一、我被捕不该自己负责(是上级出卖)，而且坚持了八个月，与我有关的朋友应该已经转移了，如果不走，不能怪我。二、苦了这么多年(他常说，早年就作过县委书记)，眼看胜利了，自己却见不到。我死了对革命也没有帮助；参加工作(当特务)也不会影响胜利的到来。组织已经完了，我只能为自己打算。三、我太太身体太坏，会拖死在牢里，为她着想我只有‘工作’。”刘国鋕针对李文祥和冉益智说：“这种人连叛变也能讲出一大套道理!”令人不胜叹息。

据狱中了解情况的同志揭发，其他几个叛徒在私生活上也都不干净，刘国定更是“五毒俱全。”对此，《报告》指出：“在工作上因为经常检讨(总结经验教训)、(向上级)报告，相对来讲有问题比较容易发现，也有较多改正机会。而对私生活一般不太注意。在对这些问题的处理上却清楚地反映了干部的优劣。”

在革命高潮中往往卷进一些投机分子，他们是“纸糊的窗户”，一戳就破，叛徒李忠良就是投机分子的典型

在革命高潮中往往卷进一些投机者，这不可避免，也不足为怪。革命队伍能吸引更多的人参加是件好事。问题是在革命过程中，党的组织要对每个参加革命的人，特别是党员干部加强思想教育；每个参加革命的人要自觉改造思想，真正树立革命人生观。地下斗争、武装斗争和监狱斗争是真枪实弹过硬的事，来不得半点虚假。平时有虚假，关键时刻就要大暴露。纸糊的窗户，一戳就破。叛徒李忠良是个小角色，却是投机分子的典型。他本是一个青年学生，追求南开中学一位女同学，但女方却看不上他。在当时进步潮流的推动下，他到华蓥山地区参加革命，做群众工作，想镀一层金，积累一点政治本钱。在乡下表现甚是积极热情，又颇能说会道，被发展入党，甚至当了联络员，了解不少情况。等到武装起义的枪声打响，他就溜了。回到重庆后忙着追女朋友，以下过乡为资本，信口吹牛。他为刘国定出卖后，一被捕就叛变。他带着特务四处抓人，当了军统的中尉。

　　■革命中的考验是非常残酷的，两个资格最老、职位最高的叛徒蒲华辅、涂孝文没有经受住考验而成了“一失足成千古恨”的典型

《报告》指出：在监狱里，“毒刑拷打，单凭个人的勇气和肉体的忍耐，是没法子忍受的。没有坚强的革命意识，没有牺牲个人，贡献革命的思想准备，便不可能通过考验。”大多数同志是经受住了这种考验的。例如，江姐受刑昏死三次，她说：“毒刑拷打是太小的考验。”杨虞裳(下川东地工委委员)在受刑时对特务说：“我现在是在你们的老虎凳上保卫我们的党。”而两个资格最老、职位最高的干部蒲华辅和涂孝文却没有经受住这种考验。

蒲华辅是十年内战时期的老党员，1949年初在成都被捕。特务用酷刑(背“火背兜”)逼供，他熬不过，供出了川康特委其他领导人和国民党军队系统的党员干部，以及与党有密切联系的高层民主人士，造成严重后果。涂孝文曾是党的“七大”代表，后任川东特委副书记兼下川东地工委书记。为冉益智出卖，在万县被捕。特务用棉被蒙着他的头，乱棍毒打。他供出江姐等30多人，后果也十分严重。他们先后被押解到重庆，先在集中营内的杨家山受优待，后来关进白公馆。在狱中同志的劝告和教育下，他们拒绝再供人，拒绝参加特务组织，拒绝带特务抓人，终被敌人公开枪杀在大坪刑场。客观地讲，他们与刘国定、冉益智、李文祥、李忠良这几个死心塌地的叛徒有所不同，可谓是“一失足成千古恨”。但这“失足”所带来的是多少人头落地!“失足”也不是偶然的。狱中同志对涂孝文的剖析是：“为人很小心谨慎，作事也踏实，不遇风浪确实是优秀的，但是在严格的考验下，仍然没有及格。”可见，“以涂的素质来讲是很不够，很不彻底的。”《报告》指出：狱中同志“希望组织上对选拔干部，审查干部，培养干部一定要进一步的谨慎和严格。”从共产党员、领导干部自身来讲，增强党性锻炼，提高政治素质，则必须是自觉地、终身坚持不懈地学习和实践。

狱中同志把重庆地下党组织大破坏的教训提到路线高度来认识，认为当时川东党组织的领导人是从右摇摆到“左”

狱中同志在讨论中提出“注意路线问题，不要从右跳到左。”这里前半截是指川东地区党组织在贯彻执行“隐蔽”政策中搞右了；后半截是指上下川东三次武装起义搞“左”了。

狱中部分同志认为，随着1947年刘邓大军强渡黄河，跃进大别山，解放战争向前发展，川东党组织发动农村武装斗争时，“发生了与原来过右作风相反的过左的盲动作风。”至于“隐蔽”方针的贯彻执行是否右了，上下川东三次武装起义是否“左”了，至今在当年亲历的老同志中和党史学界还存在不同意见。但无论如何，这里所提出的要注意路线问题，不要左右摇摆，特别是不要以为越“左”越革命，这一个基本观点很是难能可贵，有着深远教育意义。

■历史已作出了公正的裁决，叛徒和特务终于没有逃脱历史的惩处

烈士们牺牲前，强烈要求革命胜利以后严惩叛徒特务。被点名要求缉拿的直接虐杀革命同志和参加实施大屠杀的特务有：毛人凤，军统特务总头子，国民党国防部保密局副局长，直接秉命于蒋介石策划大屠杀；徐远举，军统西南特区区长、西南长官公署二处处长，破坏中共地下党组织和实施大屠杀的主要主持者；周养浩，军统西南特区副区长；雷天元，二处科长；左志良，二处科长；张界，二处主任法官；陆坚如，二处科长；漆玉麟，二处行动组长；李磊，渣滓洞监狱看守所长；徐贵林，渣滓洞监狱管理组长；白佑生，渣滓洞监狱前训导组长；陆景情，白公馆监狱所长；杨进兴，白公馆管理组长；张鹄，白公馆监狱前所长。点名缉拿的叛徒有：刘国定、冉益智、李文祥、李忠良、骆安靖。这些曾经疯狂一时的特务叛徒，除毛人凤和陆景清、雷天元逃往台湾以外，其他人员在大陆解放以后全部被捉获。

总之，“狱中八条”是几百烈士用鲜血和泪水凝铸出来的，它虽朴实无华，明白简洁，却揭示了党内生活和社会生活中一些带规律性的东西，经受了历史的检验，发人深思，仍有一定的现实警示意义。

　　（作者为中共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红岩春秋》原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