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汉年和《小朋友》
——写在《小朋友》创刊90周年之际
作者:简 平
时间:2012年02月24日 来源:文艺报
从1922年4月创办始,《小朋友》杂志至今已走过了90年。历经时代风雨,它虽然也曾遭遇日寇铁蹄的蹂躏和“文革”风暴的摧残而有两次较长时间停刊,但最终仍然在顽强的抗争中勇敢闯过一切险山恶水而屹立至今。近一个世纪以来,《小朋友》在曲折坎坷的历史演变过程中,为中国文化教育立下了极大的功勋,黎锦晖、陈伯吹、潘汉年、王人路、吴瀚云、吕伯攸、陈醉云、陆衣言、鲁兵、圣野、黄衣青、方轶群、常福生、朱丽容、唐兵等一代代编辑都为其发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在这里,我想说的,是一个比较特殊的人物——潘汉年。
1949年12月,被中央人民政府任命为上海市副市长的左联老作家潘汉年,在参加革命和从事文学创作与理论研究以前,曾进入黎锦晖创办于上海的《小朋友》杂志当编辑。《小朋友》滋养了他,使他从儿童文学开始,渐渐跨进文学领域,成为作家,而后开始了他充满坎坷和苦难的红色特工生涯。
据史料记载,潘汉年在19岁即1925年年初,就从家乡江苏宜兴来到上海考入黎锦晖的哥哥黎锦熙办的中华国语学校学习。同时,因陈伯昂(即陈伯吹)认识和比较熟悉潘汉年,故向《小朋友》杂志主编黎锦晖推荐,让潘汉年当上了《小朋友》杂志的校对员。但潘汉年并不就此止步,他一边刻苦学习,一边为《小朋友》撰稿。就在初入《小朋友》的这一年,他在《小朋友》杂志先后发表了儿童故事《五姐妹》和散文《告哥哥得悬赏奖品》。后者得到了黎锦晖的特别赏识,便被破例选拔为杂志的助理编辑,除继续校稿外,以后就慢慢开始看稿和从事编辑工作了。原来《告哥哥得悬赏奖品》以向哥哥写信的方式,叙写主人公“我”为《小朋友》杂志投寄征文后,心情非常焦急,也盼望早些知道评选结果,后来当他真的得到征文的悬赏奖品后非常喜悦。该文虽然只有一二百字,却十分逼真地展示了一个小作者的心理变化过程。此文从一个独特的视角,反映了《小朋友》杂志的征文和孩子们参加征文的踊跃,因此深得黎锦晖主编的青睐。
潘汉年进入《小朋友》杂志后,为他学习儿童文学,并为以后进入左联参加文学创作和从事文学批评,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潘汉年在《小朋友》杂志任编辑的两年多时间里,除在《小朋友》发表儿童诗《要买……》和民间故事《狗误我》等作品外,还与陈伯昂合作在《小朋友》文库中发表根据历史故事改编的童话《乌龙精》《杜宇鸟》《猫师傅》《玉葫芦》《水仙花》《大石桥》《二公公》《傻女婿》《王半仙》《五鼠闹京城》《蛤蟆王》和《三房间》等12册。对一个二十刚出头的年轻人来说,能写这么多较有质量的儿童文学作品,和作者的勤奋好学显然是分不开的。譬如他于1925年12月刊发在《小朋友》第195期上的小诗《要买……》,孩子读来就很有兴味,他是这样写的:
爸爸要买一头牛,想它耕田好种豆。
妈妈要买一只鸡,想它天亮高声啼。
姐姐要买一只猫,想它赶着老鼠跑。
哥哥要买一只狗,想它牢牢把门守。
我也要买一匹马,想它驮我去玩耍。
该诗通过全家每一成员想买不同动物的叙写,把一个农家为何喜爱动物的原因和由此显现的质朴感情,予以了清楚的交代和形象的描写。最后两句落脚在作为少年主人公“我”的叙写上,这里交代“我”买马的目的既不在于发展生产,也不在于增加家庭收入,而在于“玩耍”,如此不同于成人的独特处,便真实显现了童心的天真。而在语言运用上,全诗采用排比修辞,语句整齐,音调铿锵,读来朗朗上口,所以很受小朋友欢迎。
除了诗歌,潘汉年更把主要精力放在散文和童话故事的创作上。而这些童话故事在取材上,则主要是表达对劳苦大众的同情与颂扬。如刊于1927年5月《小朋友》第264期上的《狗误我》,描写一个6岁便做了童养媳的女孩,始终受到生性刁蛮恶毒的婆婆虐待。有一天因客人要来,婆婆便要她一边在炉子上炖肉,一边在磨子上磨豆腐。但是,她即使不断跑来跑去,还是顾得了这头顾不了那头。后来,她在炉子上炖的那锅肉,被一只突然蹿进门来的黄狗偷吃了。小女孩知道,婆婆回来后一定会把她打个半死,与其这样悲惨,不如寻死来得干净。于是她趁婆婆还未回家,就解下裤带在厨房里上吊自杀了。童养媳的父母知道女儿死后,就要求开棺验尸,待打开棺材后却不见尸体,人们正在怀疑,却见一只发出“狗误我!狗误我”叫声的小鸟,扑闪着翅膀迅速飞出了窗外……
这一通过尸变小鸟的幻想故事,对迫害童养媳致死的悲惨情节,予以了生动展示。该故事里女孩的命运类同安徒生笔下那卖火柴的女孩,人间的悲凉和不幸,似乎全都集中到她们身上了。此幻想故事将革命性与民间传说融于一炉,颇具当时左翼文学的色彩。因为作者在两年前就经人介绍而秘密加入了共产党。所以《狗误我》多少打上一些阶级斗争的烙印,其实并不奇怪。
值得关注的是,潘汉年早在1925年7月,还在周作人办的《语丝》周刊上发表过一篇与《狗误我》题材大体类似的作品,即《苦哇鸟的故事》。该文根据他儿时在乡下听他姐姐讲的一个故事加以演绎,大意是说从前一户人家为其独生儿子买来一个童养媳。媳妇上门后不久儿子便生病死去。凶狠的婆婆断定媳妇克夫,从此对她非打即骂,把她折磨得死去活来,最后又将她关在一个大水缸里。几天之后,媳妇奇迹般的变成一只鸟儿从水缸里飞出来,整天在村前村后的树上“苦啊”、“苦啊”地大声啼叫。从此,人们就把这鸟称为“苦哇鸟”了。潘汉年在发表此文的《语丝》周刊第2册第35期上,还对此传说予以评价道:“现在世上许多童养媳听到它的鸣声,没有一个不暗地掉泪的。”如此淡淡一笔,见证了潘汉年对那些受压迫和欺凌的乡村妇女们的同情之心。
从上面的简介可见,《苦哇鸟的故事》与《狗误我》除情节梗概大体相同外,其充满浪漫主义想象的结尾也都是尸化鸟鸣叫而去。所不同的是,先前写的《苦哇鸟的故事》较为缺乏文学色彩而仅属民间故事整理,而后写作的《狗误我》却更接近文学童话创作,两篇作品分属民间童话与文学童话,也许能够说明潘汉年在《小朋友》杂志任职期间所积累的对于儿童文学的理解和认识,对他后来的文学创作是具有极其重要意义的。
不久,当潘汉年因中华书局工潮而被排挤出《小朋友》杂志后,他经人介绍进入了郭沫若等人组织的创造社出版部任职,同时还创作了长篇小说《牺牲者》。另外,他还参与筹办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并在左联成立大会上代表中国共产党做《左翼作家联盟的意义及其任务》的讲话。可是,即便他的文学活动早已超越儿童文学,但他并没有忘记引他跨入文学之门的儿童文学。在1930年《大众文艺》编辑部举行关于如何贯彻少年儿童文学读物大众化问题的研讨时,潘汉年不但积极出席该会而且做了恳切的发言。这说明他在任职《小朋友》杂志编辑期间积累的对于儿童文学的特殊爱好和兴趣,仍是始终关系着他后来的文学创作与研究的。
1954年,潘汉年在上海市副市长的任上突遭逮捕,其原因乃是“抗战期间背着党和汪精卫进行勾结”,以后又因此而长期含冤坐牢,于1977年4月病逝。令人欣慰的是,中共中央在1982年8月正式发出了《关于为潘汉年同志平反昭雪、恢复名誉的通知》。这对于《小朋友》杂志和它的读者来说,是莫大的欣慰。在《小朋友》创刊90周年之际,我们应该记起潘汉年以及战争年代所有为中国儿童文学事业作出贡献的人们……(彭斯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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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2年4月6日,《儿童世界》创刊3个月后,中华书局紧跟着推出了《小朋友》。由于《小朋友》的创办者黎锦晖也是文学研究会会员,所以《小朋友》同样成为“儿童文学运动”的一个重要阵地。《儿童世界》与《小朋友》这两本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诞生的儿童文学期刊,标示了中国现代儿童文学的崛起。黎锦晖也许不会想到,《小朋友》这本儿童文学杂志一经站起,竟会走得这么遥远,一直走到21世纪的今天,成为中国报刊史上迄今发行时间最长、历史最悠久的一本期刊。
本着“时时体贴小友们的心志,注意小友们的兴趣,谋划小友们的便益”的精神,《小朋友》采取了一系列贴近小读者的措施。该刊刊名由小读者书写,一期一人,期期更换。
如果说《儿童世界》的主编郑振铎注重作品的文学性,《小朋友》的主编黎锦晖则尝试走一条雅俗共赏的道路,更重视作品的乡土性、通俗化和趣味化,重视对民间文学宝藏的发掘。
《小朋友》对“儿童文学运动”最大的贡献莫过于儿童歌舞剧了。黎锦晖多才多艺,他在《小朋友》上对各种儿童文学样式都做了尝试,发表过童话、小说、散文、诗歌等等,而最成功也最有影响的当是儿童歌舞剧。1922年至1927年,黎锦晖共创作了12部儿童歌舞剧。1922年4月,《小朋友》发表黎锦晖的第一部儿童歌舞剧《麻雀与小孩》,今天中国唱片厂保存的20世纪30年代录制的黎锦晖儿童歌舞剧的惟一一张唱片的模板,便是这部作品。
《小朋友》渐渐成为当时儿童文学期刊中的一朵奇葩,极高的发行量让中华书局信心大增,酝酿推出与《小朋友》读者年龄相衔接的系列杂志。于是,1922年5月20日,距《小朋友》创刊仅一个半月,中华书局又同时推出了《小妹妹》《小弟弟》两本杂志,均为旬刊;1924年4月,《儿童文学》创刊;1926年8月,《小朋友画报》创刊;《小朋友》还出版有《小朋友文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