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嘉庚科学奖获得者吴良镛院士：工作是最幸福的
人民网记者魏艳独家视频专访2010陈嘉庚技术科学奖获得者吴良镛
编者按：2010年6月9日，2010年度陈嘉庚科学奖颁奖仪式在中国科学院第十五次院士大会和中国工程院第十次院士大会全体院士会议上举行。中国工程院院士、清华大学吴良镛教授因“人居环境科学”获技术科学奖。
人民网科技记者有幸第一时间在吴老堆满书的家中进行专访。采访进行了一个多小时，身体欠佳的吴老一直温厚以答。什么样的人才配称“建筑大师”？吴老给出了他的回答。从吴老的话语中，我们不仅体会到对社会深深地关怀，也体会到科学研究的幸福。现将访谈整理成文，以飨网友。
吴良镛，城市规划及建筑学家，教育家。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民主同盟盟员。1922年生于江苏南京。1944年重庆中央大学建筑系毕业，获工学士学位。1946年开始协助梁思成创办清华大学建筑系。1948年赴美国匡溪艺术学院建筑与城市设计系学习，1949年获硕士学位。主持编写城市规划设计报告多种。1951年历任清华大学建筑系教授、系主任等职……[更多]
人民网科技：我之前准备了几个小问题，这次采访您的主要目的是因为您最近获得了由中科院给您颁发的“陈嘉庚奖”，我特别想知道，您是什么时候知道这个您获得了陈嘉庚奖消息的？
吴良镛：我最近才知道，因为他们没有到公布的时候，其实早已经定了，但是没有告诉我。
人民网科技：之后给您打电话才您知道？
吴良镛：是的。
人民网科技：您当时是什么心情？
吴良镛：说老实话，我挺高兴。但是我感觉到这对我和我的团队是一个鼓励，也是一个鞭策。为什么呢？“人居环境”这样一个课题来进一步地研究，是在1992年就提出来的，提出以后，学校里也很肯定，清华的党委也很肯定。从1992年到现在，差不多已经有20年了。这个奖项的获得，多少是对这个课题是一个肯定，这是最大的欣慰。“人居环境”是一个科学概念，为什么提出这个概念呢？因为一般过去讲就是一个建筑话题，都认为是一个建筑问题，不认为是一个城市问题。
我为什么要特别突出是人居环境？一般所说的环境问题当然重要，也概括了不少内容，特别是工业化之后，环境污染等一系列的环境问题。但是忽略一个问题，环境的这些问题是围绕着人而存在的，要把人的位置突出出来，现在这些年叫“以人为本”。
人民网科技：就是说一切都是为人服务。
吴良镛：所以城市是什么？城市就是为人，西方在40年代的时候有一本书出版就叫《城市即人民》，这些年，我们把这个概念又提出了。城市就是人民的，关键我们周围的环境是为了人民，这一点不是非常清楚。例如，有些希望把城市变大，变成大城市，我这个城市就更富有了，或者级别就可以更高了，发挥更大作用了等等。这是常常讲的，现在很多城市都要修改城市规划，都希望加大一些面积，有更多的人来适应发展。其实，如果做得不确切地话，这种“大”并不好。所以，城市的一切是要为了人民，我们的环境因为人而存在的，环境的一切是为了人民。这个概念不是很清楚。
还有一点，最近我刚回来，开了一个会，就是说城市是人民缔造的，应该人民参与。比如说一个环境，行政官员做的一些事不一定是人民最需要的，所以当你这个城市要发展的时候，要发挥当地人民的主动性，积极参与，所以城市为了人民，城市是人民参与，这样才能够搞得更好，这些基本的概念过去不是非常清楚。
所以我在学术上，我和我的志同道合朋友都提出了这个概念，就是想把这个比较习以为常的概念，扭转过来。从学术上来讲的话，这个扭转差不多需要20年的时间。
人民网科技：就是说需要用20年来扭转大家这样一个概念。
吴良镛：做得好这个工作就渐渐地被社会所公认，今天被政府所公认，政府的文件里已经把人居环境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已经变成一个共识了。
人民网科技：您刚才提到城市的建设，随着经济的发展，很多城市的建设会考虑商务、经济因素，但是很多老百姓会觉得我们的城市仿佛越来越拥挤了，虽然它可能是国际化脚步在加紧，比如说北京，我们在一点点向国际化大都市方向发展，但是很多人觉得，国际化和本土化之间，我们应该保留北京自己有的特色，而不应该变成特别拥挤的城市，您觉得像一个城市的发展，特别是人居环境的概念，如何去体现，全球化和本土化如何平衡？
吴良镛：一个城市要想有自己的内容，就像它有很多足够的发展，生产的能力，可以对它的经济方面发展到一定程度变成一个国际经济体系里，那当然也是好事。就是说你创造的生产力，有一定的物质财富。但是有一条，无论城市是大城市，还是小城市，或者是其他不同类型的城市，必须要把宜居、合乎人的需要当做一个根本发展。而这个问题的确在一个时期，或者就是说在当前，甚至于地方的执政者需要去磨合。
人民网科技：所以人居概念从提出来到今天，是第一次获得陈嘉庚奖吗？
吴良镛：是的，因为宜居城市包括很多内容。第一，必须让人有房子住。有房子住老百姓才宜居，但是现在住宅的情况，老百姓都接受不了，就是说非一般老百姓接受不了。前一些时候，我在康复医院，很多医务工作者或者年轻医生跟我说：“您是建筑专家，现在我要结婚了，结婚不能没有房子。但是当前房价这么高，您说我该买不该买？”我说：“这个太复杂了，我的确回答不了你。”我从40年代学建筑起，到现在已经60多年了，我看到这种现象也很难受。
人民网科技：您觉得当前这种现象也是不正常的。
吴良镛：中国有一个老话叫“安居乐业”，。这是一个最根本的，要社会安定，首先要安居乐业，这是社会的责任。
所以这些基本的都发生问题了，我也为他们担忧。
人民网科技：您平时会和接触到的人来聊这些话题。您希望通过他们的聊天去获得一些什么样的信息呢？
吴良镛：我是这样认为的。社会是分层的，是各种层次的社会，我搞个方面的工作，他搞那个方面的工作，本身它是比较复杂的。就是说，它有各种层次的人，他有他的价值观，他有他的利益，他有他自己的需要，他们之间也有矛盾。这是多少年来，我们对经济发展有一些极大的关注，特别是政策决策部门，希望能够有一些特殊的地方，可以创造多少产值，等等，这也是很自然的。城市本身要富起来，要发展，这是需要的。这是一个方面。但是城市的发展，如果工业企业这些东西对环境造成了破坏，到现在有一些城市甚至没有水喝，这是一个很严峻的现象。这时人就不能够安居了。所以我们要守住这条线，这是根本的线。你说，一个社会，改革开放这些年，邓小平同志说“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也是发展战略要解决的问题。这个话是对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他们可以有很多的钱，他们要住豪宅。他有钱了，把环境搞好一点点。但是我们着眼点不是这个。这个有一些人把房子弄好，可以，自然有人为他们服务，因为有人愿意。一部分人富起来了，他们住好房子，也不是不可以，自然有人愿意为他们服务。你不能说，别人有钱了，建筑师说盖好房子不应当，有钱也不给他们盖。但是有一条，我们建筑师应该有这样一个标准，就是要求中下层的老百姓住所要有保障，因为中低层人如果社会不能对他们的住房有所保证，他是社会的失职。
多少年来，我一直是这样的主张，我以一种社会责任感，就是要帮助平民，要解决他们的住的问题。因为这一点也并不是说中国社会所特有的，应该如此，也不仅仅是中国。例如，经济发展发达的西方国家，比如荷兰，他们有42%是社会住宅，这个比例（42%）是他们可以得到保障，中国现在没有达到。
人民网科技：现在中国是多少？
吴良镛：现在很难说了，所以在这里，我作为建筑师，也工作了60多年，虽然没有什么大的社会理想，但是我觉得这本应该去做的，不过有人看不到，那是另外一回事，你是没有看到，我看到了就要为此努力。你可能知道，绝大多数的住房，为什么多少年发生这么大的变化，我想社会还在讲，那就是因为你在个问题上对它有所创造。那个时候，我这个标准是中下等，从每个人40多平方米到90多平方米，或者说80多平方米。可以说不是很高的标准。
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它是花了很大力气去琢磨，而且与环境相结合，和城市建设相结合，和环境相结合。当然我们很多建筑有自己的特点，但是在建设方面做出努力的相应我们还希望更多的人，从这几个方面努力。这也是我和我的团队，从事人居环境这门科学实验，或者向这个方向努力的地方。现在得了陈嘉庚奖了，感觉终于被肯定了。得到这个肯定以后，使我们的方向更明确了，我们的工作也会得到更多的支持。
人民网科技：您一直把让中下层生活水平的人能够安居乐业作为自己的科研的目标。您现在也有自己的团队，也有自己的学生，对于这些年轻从事这个领域研究的科研人员，他们下一步该如何走，就是说在自己的科研方向上如何继续自己的事业？
吴良镛：青少年应该善于吸收新思路，一般学建筑，希望能盖好大类，创造出更好的作用，希望当大师。希望好的作品能够被人欣赏，当然自己也有一种成就感，这无可厚非。但是他们应更能够认识到人居环境这门科学的重要性，这不妨碍他是不是当大师，会使得他在认识上、在思想上、在方向上有更多的社会理念，肩负一些使命，他会感觉到作为一个建筑部门，他肩负的使命很重，会激励他们更好地前进。
人民网科技：就是说，其实要做一个被人们所记住的建筑大师，不一定非要创造出流芳百世很有名的标志性建筑，他真正的使命是让更多人住上自己设计的房子，这也体现了建筑大师的社会责任感。
吴良镛：是的。有好的房子住，不能流落街头，我们从古就有这社会意识。中国历代也有各种带有济贫性质的措施，不同时代的、不同城市出现不同的思想，这本来是中国的美德。
从全世界来关心这件事是在工业革命之后，因为工业革命之后西方很多大企业建立起来了，侵占了很多城市土地，将这些土地为其所有，创造自己的财富。随之很多老百姓、工人居住情况恶劣、低下。开始有一些所谓的工业资本家为社会住方面搞了一些福利，就是说他们有一点社会意识的。历史曾经也有过所谓的“空想社会主义”，因为它不姓社，只抓一点，但是我们叫“空想社会主义”，也做了一些试验。到了十八世纪后期，有一些问题更严重了，恩格斯看到这个问题，他早年时做过对英国工人阶级状态调查。到他晚年的时候，也为这本书写了序，他说我在年轻时，看到这个问题，写了这本书，我现在再看到这本书，不因自而感觉到惭愧。就是感觉到自己是对。就是讲住宅、住房的问题。
在这种情况之下，在上世纪上半叶，有一个西方的建筑师为大众住宅奔走。有一个人叫凯瑟鲍尔，他在40年代曾写过一本书《现代住宅》，这个人我见过，我是1949年见得他。这本书还是很有名的，我鼓励很多年轻人要读这个书，他就把工业革命之后工人住房低下，后来涉及各种住房的运动提出了一些想法。后来他在美国伯克利大学教书，最后我也去了，但是他已经过世了。就是说，西方建筑界里也不是一点都没有思想，就是说为人创造好的环境（思想）。我在1993年的中国科学院的演讲中提出这个概念，我觉得这十几年，甚至近二十年，我们是根据中国的情况来创造、来探索的中国（住宅）问题，差不多到现在我也出了五本书了。
人民网科技：您刚才说到建筑大师，我们知道，在去年钱学森在去世时曾经提出一个疑问，就是说我们国家为什么出不了创新型人才、为什么出不了大师级人，对我们很多人触动很大，您觉得从您的学科、领域来看，对钱老这个疑问也什么理解？
吴良镛：“钱学森之问”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现在他人不在了，他提出了这个问题。我作为一个教育工作者，我也反问自己，我们培养的学生他们做得怎么样，成就怎么样。做得好的地方在什么，做得不足又在什么地方。这些是我常常自己问自己的问题。这是很大的一个问题，对全社会来讲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作为科学工作者这个问题也应该是不断地要反问自己，我们的职责是培养人。当然一个人成功不成功有诸多的因素，有社会的因素，对专业人的训练，基础的掌握，道德修养，以及很多方面。但是人未尽其才，作为一个教育工作者心里也是非常关注的，也是感觉比较遗憾的。
人民网科技：像您刚才提到的“科学道德”、“科学素质”这两年“学术腐败”现象，包括在高校中，媒体经常会关注这个方面的报道，很多人觉得，之所以会产生这种学术腐败的现象，是因为我们现在的一些学术评价的体系、学术评价的体制，比如说我们对论文一味地要求数量，而不关注论文的质量。甚至包括很多人，科学家忙于跑科研经费，没有更多时间投入到科学研究当中，您觉得像“科学道德、“科学素质”对现代的科技人才的培养作用有多大？就是说培养青年人才的科学导致素质怎么样，不仅仅关注他们的研究能力，不仅仅是关注他们的实验能力，更重要是关注科学道德素质，这个意义在于哪？
吴良镛：这个问题谈起来比较复杂。既然它是一个社会现象，因素就是多方面的，你没有办法拿技术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举一个例子，你刚才说，论文剽窃的行为，还要定种种规定，使得你的论文不容易被剽窃，或者说一剽窃容易被发现。研究生论文也有抄袭现象。技术原因、管理的原因都不是最根本的。这些也不是说市场经济必然造成这种现象，西方国家在市场经济下有的学者也是从这种时期过来的，不会像这么严重。
很多问题是因为有模糊的界限，比如说我是一个大学老师，就在大学教书，或者说在社会上，他们把钱、富有当做评价一个人成功的标准。比如说我在学校上学时，我必须只做学生。在我自己年轻时生活比他们现在年轻时的生活要差多了。但我并没有放弃我自己的学术追求，因为那时有一社会责任感。中国的传统道德、精神是鼓舞着我。这些方面在社会上比如评价标准比较重要，在整个社会也是这样。
人民网科技：您觉得对于现在年轻的科研工作者，或者年轻的学生，加强社会责任感的学习，是很重要的是吗？
吴良镛：是的。主要是整个社会的风气。比如说电视上宣传的，整天都是吃什么好，穿什么好，等等都是这样内容。也有专门从经济学要有一定的消费，希望提高消费。中国传统崇尚俭朴。地球的资源是有限制，土地是有限的，水资源也是有限的，树木、森林耗费都是有限的。就是说承载力是有限的。比如一块地方供多少人在上面居住，得到循环，维持发展。
90年代曾经有一个加拿大人提出这个理念，按照现在对资源的消费，需要一个半地球，甚至还要有一个地球供他消费。总的来讲，人类要耗费过多的资源，因此现在就出现了经济危机，包括碳危机，气候变暖，这些问题都来了，现在每个城市都希望大，每个城市都需要有高楼大厦，这些就召开了土地的承载力。这就跟我们传统的一些概念，传统的概念就是惜物力，水资源要有一定限度，森林资源也有一定的限度。稻田也有一定限度。现在来看，比如说我到广东几个地方去参观，那里的房子，当时我去看，绝不把房子放在稻田里，但是你看，稻田都在干什么，房子都侵犯了人本来的土地，本来这个土地是供人口粮的，这些都乱了，社会还安定得了吗？
土地本来是社会共有的，从古至今都是这样，人在这里定居下来，它对环境做出了多少努力？两千多年来，我们依赖它们，才有现在的土地，在长出这样好的稻谷来，现在把土地都变成副产品，变成我来赚钱的工具，你凭什么来拿这个土地赚钱，你从娘胎里出来没有给你土地。
人民网科技：就是说，其实是打乱了传统的社会规则。您本身是一个教育工作者，从小我们的父辈、家长都给我们灌输一个理念，我们要好好上学，好好上学以后就是考大学，考大学就是为了将来出来一个好的工作，能够赚钱，能够养活自己，让自己过得好，这是我们从家长那里得到的理念，但是很多人觉得，正是因为这种理念，使得很多大学生、研究生以及年轻的学子从事科研的目的变质了，他们不再是为了献身到科学事业中探索科学，探索前沿的发展，给国家的科学进步如何添砖加瓦，只是为了自己的经济利益，或者说，很多人觉得从事科研可以帮助自己当官，可以帮助自己谋得更多的效益和福利，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吴良镛：这是一个很大的社会问题，从技术上定很多条例得不行。
人民网科技：客观地去规定一些东西，其实不是最根本的方法，最主要的问题是我们主观上的意识。人民网科技：很多人觉得，七十年代、八十年代的时候，我们国家没有现在这么富裕，但是我们出了很多很有名的科学家，出了很多在国际上具有影响力，直到现在还被大家铭记的伟大科学进步和创造，但是现在，科研条件好了，国家给科研投入这么多的经费，但是我们反而出不来成果了，大家对这个现象很疑惑？
吴良镛：在我的学生中，聪明的相当多，如果某某人有更高境界的话，他可以做出更高的成果，但是往往没有，确实很可惜。这种可惜，有的他自己还自鸣得意。所以这个问题比较复杂，就是价值观、世界观、人生观不一样，一个人的根本标准，有时有的在媒体上流露出一些不好的评价，也很容易左右一些人的想法，当然也不敢说就没有影响，但是对年轻科学工作者吸引力很大。
人民网科技：所以对正确的价值观的培养是不是从小进行教育？
吴良镛：是的，你拿历史名人来说，无论中国的，还是外国的，这些大科学家得有独特的贡献，独特的思想，独特的精神世界，这种精神世界原来连临死都不怕，科学家就是坚持一种真理。
人民网科技：我记得今年两会时，我采访一位科技界的委员，他当时跟我说，他曾经做过一个调查，是对一个一二年级的小学生调查他们未来职业和理想，很多小学生选择了企业家、大款、歌星、影星，但是选择从小立志当科学家只占被调查者4%，就是说100个学生中，只有四个愿意去当科学家。我们小的时候，至少我这一辈的人，我小的时候理想还是要当科学家、当老师，但是现在孩子们的职业理想都变了。
吴良镛：你调查的是小学生，事实上是反映社会、反映家长。小学生的观念怎么来的，是家长，他自己不懂，甚至科学家是怎么回事，大款是怎么回事，他也不一定懂，可能只知道大款有钱，可以怎么怎么样的。他的社会价值观是家长。
人民网科技：是整个社会价值观的扭曲。
吴良镛：反映在方方面面。
人民网科技：您平时在教育学生、在和学生交流的时候，对他们的价值观或者对他们的科学素质有意去注意这个方面？
吴良镛：当然注意到，而且有时会讨论到。这个问题不是说，不是几堂政治课就解决的，都需要时间，也包括自己的操守，包括在很多问题上你持什么态度，现在的学生很聪明，而且他接触比我们也多，可以通过网络，通过各个方面了解。
应该看到，有好的方面，我们所处的时代好，但是还要看到很多负面的东西。当时中国整个社会上上下下都把这当成一个问题时，现在就可以去解决问题，但是现在的所作所有不是这样的，他们认为自己很聪明，他甚至把所有的种种聪明放在这上面。这是可悲的。
人民网科技：我前几天看新闻时，我们国家现在提出“举国科研”体制的概念，我的理解是，要把科学的理念贯彻到整个国家，贯彻到各行各业工作当中去，您觉得“举国科研”这个提法怎么样？
吴良镛：这当然是一个理想。整个国家都在追求科研方向，或者说最关心这个方面。但是有相当一些是非常复杂，例如《南方日报》前几天说到，中国的移民就学，就是说跑到国外去念书，这个数量恐怕是历史上最高的。下一代都不愿意在中国去学，甚至中学时都到国外去学，还不等到大学，还不是做研究生，等等，这个事情令我们很震惊，因为小孩也长大了，有时对这个问题不是非常关心。但是对于升学问题，比如说有一些小孩家长真的是非常操心。
你想，一个学生要几十万块钱，就是念一个大学的普通科，我知道国外有一些大学也不一定好，我有一个朋友，送到国外一年，又回来了，希望在自己本土上找学校。因为国外的学校不好。但是已经用了父母不少钱。
人民网科技：但是现在出国学习热，有时这些学生挺盲目的，并不是他们出去就是为了接受最好的教育。
吴良镛：他们认为国外就好。如果真正要把送到国外去，他们这么小，还不能适应国外的环境，真正要到好学校，可以让你的朋友给你看一下，帮助他，所以现在的孩子相当盲目的。在解放前我们叫这种学校“野鸡学校”现在也有。有一本小说叫《围城》，《围城》里的学校说男主人公读到后来获得假文凭，那根本没有用。
人民网科技：从您的专业来看（建筑领域）国外的水平和我们国家（清华）高校水平相比是怎么样的情况？
吴良镛：我在我自己的工作岗位上，或者说我在系负责人的时候，我跟很多外宾来研讨，他们都相当肯定我们的学校，而且我们做的很多大的课题非常好，他们都不太容易做到。现在说这些都没有用了。
人民网科技：可能他们看得不是这些。
吴良镛：你说的什么目的都没有不可能。他也希望学东西，家长也希望小孩学更好的东西，但是学东西也不等于进一个有名学校，非常要怎么怎么样。
人民网科技：其实我们国内在这个方面教育水平并不是大家想象那样差。
吴良镛：现在也不好说。在50年代之后，全国最有名的学校只有7个，那个时候的水平大家都差不多。现在有100多个学校，你敢保证这些学校每一个都好吗？我不敢。这个因素太多了。
人民网科技：如果把它扩展到整个过程的建筑水平，因为我知道您本身也是俄罗斯建筑科学院的院士，我们国家的整体建筑水平在国际上处于什么级别？
吴良镛：这些事情不好一概而论。改革开放30年，我在国外也当过客座教授，也当过访问学者等等。这些相识的人，他们和您有一定比较的。那时和现在不一样，那时生活还没有认识到什么，也不知道级别怎么回事，等到一认识才知道。所以这些现象有时你想起来也可以理解，好比他的负责人，他的怎么样，他的认识很差，那就不好说了。如果他有更好的学术水平，当然现在要好一点。都是得到博士学位，或者到国外锻炼过了，至少听过课，至少带过人，耳闻目睹也有好的，但不是把问题看得太容易。
当然我跟你讲话也不想太低调，1947年梁思成先生已经谈到体形环境的问题，梁先生在那个领域（建筑）是环境，从那个时候开始提出来这个概念，当时提出的人不是很多，1947年在演讲的时候说，不仅仅要房子体现环境，也有不完善的地方，因为从美学观点来看，我们现在提出的问题更着眼于社会，当然梁思成1947年提出了。
我为什么讲这个，就想做一个对比。在70年代的时候，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那时的院长，他曾经到过中国访问，还请我到美国访问，把他建筑学院改成环境建设学院。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华裔学者来了，就宣传这个，他们也是抱着好的思想，但是我知道，我知道在70年代（1947年）已经很敏感地提出了。因为当时很快就内战和解放战争了，所以只在清华讲演过，没有研究下去。
就是说有中国学者参加外国的一些会以后，就可以学到一些东西。现在不好说了。有他们一个根基，有那么敏锐，我这样说，不要说今不如昔，但是做学术的思想是严峻的。为什么现在出不了像钱钟书那样的文史大家，或者像华罗庚那样的大师级人物，当然当时也不稳定，但是那时能出来，现在出不来，华罗庚是数学系的副主任，提拔他，到后来给他学术机会，都是这样的。那时我大学毕业，他们听说我以后，把我找到学院，你再看现在，两院院长找到我，现在我找人家，可以安排到这里做什么工作，不可能，太复杂了。
人民网科技：很多人觉得现在我们国家的建筑走的方向是国际化道路，我们刚才也谈到这个问题，大家觉得，似乎很多大城市越来越标榜地标性的建筑，这些建筑可能考虑人居的因素少一些，但是考虑它的外形辨识度，考虑它是否比较时尚、比较潮流考虑这个因素多一点。您觉得我们未来中国的建筑要走的一条道路会是什么？请您规划一下。
吴良镛：这也不是几句话说得清楚的。我认为，一方面，中国是东方文化，包括居住文化，都有其独特的体系。但是现在有一些研究得不够，甚至有人还说这些都是落后的，这是不对的。第二方面，世界文化，或者说西方文化也有它独特的创造，而且有很多，包括现在解决当代的问题，或者历史问题，都有可以吸取的地方，如果闭门造车也不对。第三个方面，中国必须要在现有条件下吸收自己继承和发扬传统体系，同时也要学习西方国家的一切优点，因为西方人本身还是动态的，也有不断地涌现新的发展，所以用其来创造、解决此时此地中国的问题，创造性解决，这就不会盲目，盲目说中国不好，不对，盲目吸收西方人的东西也不对。这是比较复杂的。
我在80年代就提出，近代建筑地区化，就是你要扎根到地区，地区建筑现代化，传统要吸收现代的，加以改造，不把这个事情弄得太绝对。
人民网科技：最后您能不能通过这么多年科研历程，包括您对于科学研究方面的一些成长经历，您自己感悟到一些什么，是不是可以和年轻的科研工作者分享一下？
吴良镛：我还在努力在做，现在可以恢复到工作了，感觉到非常荣幸，非常幸福。自己还在追求。我总在信，把我现在这个团队弄好，因为我们获得了陈嘉庚奖，更使得团队的这批人更好地成长起来，我想在这个方面我还想做一些工作。
人民网科技：你认为可以继续享受工作是最幸福的。
吴良镛：对，在没有病之前，没有太意识到自己应该怎么做，可能是因为过劳了，我是在工地上得病的，那时喝水少了，所以病倒了。现在通过锻炼可以恢复过来，又可以工作了，我非常高兴。去年12月25日出院了，出院以后这五个月、六个月我逐渐适应了工作，虽然我病时也没有完全停止工作，但是工作少，因为曾经失去过健康，所以就知道健康的可贵，回到这个工作岗位真的是太幸福了。我快出院时，我说我准备回去，他说最后的结果，像你这样的高龄，病了恢复健康，恢复健康还可以恢复到原来工作状态下，这是最幸福的。
人民网科技：我们希望您保重身体，希望下次有机会再来采访您时，您仍然是现在这样好的精神状态。谢谢您。
吴良镛：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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