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精神”如何回归？
作者:熊丙奇
今天中国的大学，无论在教育价值观方面，还是在学术操守方面，都有不少突破底线的乱象，教育尊严和学术尊严被忽视。如何使“大学精神”回归，堪称眼下的当务之急。真正的出路，是让大学回归教育本位与学术本位。
“大学精神”的迷失与虚脱
“一个世界一流强国，不可能没有世界一流的大学。一所世界一流的大学，应该是全世界优秀青年的聚集地；凡是在这里学习的人，都会把这里当做他一辈子的精神家园。”复旦大学校长杨玉良近日在接受采访时，指出了我国大学与“世界一流”目标之间的两大差距：一是在“大学精神”上，包括教授、学生的精神素养不够；二是我们的高等教育体制，说到底还是办学自主权不够。他认为，现在“大学精神”迷失，甚至出现了比较广泛的“精神虚脱”，不少大学过分地赶时髦，成了“服务站”。他说，大学应率先回归到大学本身的高尚上去，尤其是“大学精神”应当回归。
对于杨校长提出的“大学精神”回归，我是十分赞成的。今天中国的大学，无论在教育价值观方面，还是在学术操守方面，都有不少突破底线的乱象，教育尊严和学术尊严被忽视。如何使“大学精神”回归，堪称眼下的当务之急。
对于“大学精神”的回归，教育界大致有三种不同看法。其一，认为要依靠大学教授们的自觉。具体的做法，是制订若干师德建设规章，发布若干加强学术道德建设的文件，要求教授们学习规章、文件，提高自律意识、增强抵御能力。近年来有不少高校在这方面做得轰轰烈烈，营造出一片强调师德师风与学术风气的盛景，但与表面的热闹相反，能够说出一套套大道理的不少教授，在实际教学与学术研究中，仍然急功近利甚至弄虚作假，受到社会各方越来越多的嘲讽；近年接连曝出的教育腐败和学术腐败事件，严重影响着大学的公信力。
其二，认为要寄希望于社会风气的转变。其基本逻辑是：大学的风气是受社会风气影响的，毕竟大学不是“世外桃源”；典型的说法是，社会上一些不正之风和浮躁之风对教学、科研人员的影响不容忽视，大家要保持高度警觉。几乎每个单位在对员工进行作风教育时，都说类似的话。这句话的言外之意是，不正之风是“社会上”的，我们只是受影响。然而，社会的不正之风是怎样形成的？谁不在“社会上”而在“社会外”呢？事实上，必须看到，个别知名学者包括个别院士身上的不正之风、浮躁之风，对当下社会不正之风、浮躁之风起了助长作用，而有失社会示范和表率作用。近年来发生在个别院士身上的学术不端事件，其处理普遍令公众失望；出现在院士增选中的公关、运作传闻，让不少青年学者对学术尊严的信心下降；而少数院士的“学霸”作风，影响着基本的学术秩序——这些是社会的不正之风，还是教育界和学术界本身的不正之风呢？
其三，认为要实现“大学精神”的回归，必须进行高等教育改革。大学中出现的急功近利办学思维、教授争名夺利、把大学变为“就业服务站”的倾向，源于我国大学的行政管理模式，行政权与教育权、学术权不分，教育与学术受行政的严重影响。
近年来，一提到高校改革，大学校长们就会要求扩大办学自主权。这确实是改革的重要方面，但自主办学仅仅是现代大学制度的一个特征，要确保每所大学用好办学自主权，必须推进学术自治。在现代大学制度的框架下，大学校长不应由上级行政主管部门简单任命，而需经校长遴选委员会遴选，再提请任命；学校内部的行政权与学术权应当分离，校长只拥有行政权，而不再拥有学术权；大学的教育事务与学术事务实行教育本位管理与学术本位管理。但遗憾的是，这些改革大学校长们很少主动提及，有的甚至明确表示反对，比如，对于我国《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提到的取消学校实际存在的行政级别，就有多所大学校长认为这将贬低教育的地位，影响大学的发展。说白了，就是不愿意放弃级别。行政级别都不愿意放弃，“大学精神”能回归多少？
先应回归教育本位与学术本位
在笔者看来，“大学精神”回归，要求教授们自觉增强学术自律，不一定靠得住；寄希望于社会风气转变而实现大学风气转变，是大学在推卸责任——大学应该是社会的灯塔，应该引领社会风气而不是反受社会风气影响，否则大学存在的意义何在？而真正的出路，是让大学回归教育本位与学术本位。
6月2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审议并通过了我国《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将启动新一轮为期10年的改革。这一《规划纲要》中，明确提到改革教育管理体制，实行政校分开、管办分离，落实和扩大学校办学自主权，建立中国特色的现代大学制度。这些教育改革的措施都针对着当前存在的教育问题。眼下的关键是，怎样排除既得利益者的阻力，落实并推进这些改革。当现代大学制度在我国得以确立，大学回归到教育本位和学术本位，“大学精神”也就有望顺势回归。
(作者为21世纪教育发展研究院副院长、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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