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如何破解食品安全困局

作者:郭晓科

时间:2011年06月17日   来源:科学时报  

　　近来各地相继被曝光的“地沟油”、“瘦肉精”、“染色馒头”、“墨汁粉丝”事件不断地刺激人们脆弱的神经。俗话说“民以食为天”，哪怕是圣人也离不开一日三餐，面对餐桌上的安全问题，人们或痛斥商家道德缺失，或抨击监管部门失职，无奈之际不禁要问：中国如何破解食品安全的困局？

　　市场原教旨主义者天真地认为：在市场经济的自由竞争条件下，人们倾向于趋利避害，市场能够自动地淘汰那些制造假冒伪劣食品的企业。殊不知，由于中国地广人多，城乡和东西部差距大，假冒伪劣食品虽然在经济发达地区没有多大市场，但由于价格低廉，在广大的经济次发达和欠发达地区却十分走俏，占据了巨大的市场份额，三鹿奶粉在被曝光“三聚氰胺”之前，连续14年占据我国奶粉销量的全国第一。在残酷的市场竞争下，处于行业底端的企业既要降低成本，又希望产品畅销，无所不用其极，利欲熏心之下催生了一系列令人咋舌的“添加剂”和“仿真剂”：福尔马林溶液泡过的牛百叶、苏丹红的鸭蛋、醋酸和色素勾兑的醋、嫩肉粉烹制的肉堂而皇之地端上了人们的餐桌。高端食品企业为了与之竞争，降低成本，被迫接受现实，由此“添加”和“仿真”变成行业潜规则，造成了全行业的集体道德沦丧。这恐怕是“劣币驱逐良币”的生动案例。

　　层出不穷的食品安全问题给国人带来了严重的信任危机，人们对食品添加剂普遍排斥，去餐馆吃顿饭也变得战战兢兢。同时，我国食品行业也品尝到了苦果，以奶粉行业为例，国务院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刘佩智曾透露，三鹿奶粉事件后进口奶粉占据了我国九成的市场份额！

　　我国食品安全问题之严重，在拷问政府监管能力的同时，还不断冲击社会的道德底线，公众已成为惊弓之鸟，破解今天的食品安全困局已经刻不容缓。

　　长期以来我国政府部门对食品安全的监管采取多头管理，我国的《食品安全法》中所列举的对食品安全负有监管职责的就至少包括五个部门：卫生行政、农业行政、质量监督、工商行政管理、食品药品监督管理。虽然这部法律明确指出这些部门应“加强沟通、密切配合，按照各自职责分工，依法行使职权，承担责任”，但谈何容易？多头管理难免造成职权不清，责任不明，相互推诿、扯皮。其实这个问题不难解决，政府监管的主体应该清晰，责任应该明确，并应该设立专门的机构负责协调监管食品安全问题。我国已于2010年2月6日设立了国务院食品安全委员会，作为国务院食品安全工作的高层次议事协调机构，有15个部委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亲自担任国务院食品安全委员会主任。将食品安全的监管提高到国务院的高度，足以体现政府解决这一问题的决心。

　　中国的文化传统和制度安排都决定了政府的社会动员力是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难以企及的，只要中国政府下决心做的事，没有做不好的。同样，媒体和公众对政府的期望值也很高，在这个拥有13多亿人口、区域发展极不平衡的大国，任何一个地方上发生了食品安全事件，都会迅速传播为全国性的大新闻，人们都会愤然批评政府监管不力，这也不断督促和强化政府解决这一问题的决心。

　　除了高规格的监管机构和坚定的决心外，解决食品安全问题还需要法律的进一步完善。许多食品安全事件都暴露了我国对食品添加剂在生产、流通、使用标准等各个环节都存在法律漏洞，为不良商家提供了可乘之机。此外，对危害食品安全的行为量刑过轻，也让不少人心存侥幸。全国人大常委会2月25日表决通过了刑法修正案，加大了对食品安全犯罪的惩罚力度，严重危害食品安全的人最高可判处死刑，必将起到巨大的威慑作用。但是，如何在各种法律法规和相关标准完善之前防患于未然，是摆在监管部门和法律界面前的一个难题。

　　解决食品安全问题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参与。监管部门不可能为每一个食品企业和餐馆都配备一名监管员，实际上媒体和公众就是最好的监管员。媒体不仅能够对不法行为起到舆论监督的作用，还应更多地履行传播健康知识、对公众进行健康教育的职能，通过媒体强大的传播能力，让公众了解和掌握一些简便易行的辨识伪劣食品的小窍门，“地沟油”、“勾兑醋”就再也没有容身之地了。

　　行业协会在解决食品安全问题中应该有所作为。如果你把一滴酒倒入一坛脏水中，得到的是脏水，如果你把一滴脏水倒入一坛美酒中，得到的仍然是脏水，不法商家哪怕为数不多，也会成为行业的害群之马！再强大的政府也会有鞭长莫及的地方，行业协会等社会组织应该成为政府监管的有力补充，通过行业自律的形式，清除害群之马，既保护了消费者的权益，又维护了行业的健康发展。

　　食品安全问题已经给中国带来了严重的信任危机，信任是一种既宝贵又脆弱的资源，多年积累的信任可能因为一次突发事件而瞬间坍塌，如何重建信任是政府和食品行业应该认真思考的问题。影响信任的最重要的两个因素是社会规范和公民参与：政府解决问题的决心和法律法规的健全能够不断地加强食品安全监管的规范，为重建信任提供了外部基础；同时更应积极发挥消费者、行业协会和新闻媒体的作用，加强公民参与，才有可能最终恢复公众的信任。

　　（作者：清华大学国际传播研究中心研究员、西南政法大学世界与中国议程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