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最初的基因研究“门外汉”，到这个领域响当当的“人物”，仅用了不到十年的时间。继水稻、家蚕、家鸡、家猪等多个重要动植物基因组图谱之后，他又成功绘制出世界上第一个黄种人基因图谱。
仿佛搭乘了“成功”直通车，在破译“生命密码”的旅程上，王俊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第一。在很多人看来，32岁的王俊幸运的有些不可思议。对此，他爽朗一笑，道出其中的奥妙：做事，不需太多理由，想做就做；做人，不能活得太累，高兴就好。
“两弹一星，没有一声巨响，这个世界谁也不会理睬你；基因组学，没有一道长空闪电，你将永远是别人的附庸”
去年10月11日，我国科学家成功绘制出第一个完整中国人基因组图谱（又称“炎黄一号”），这也是第一个亚洲人全基因序列图谱。
专家表示，这一基因组科学领域里程碑式的成果，对中国人乃至亚洲人的DNA、隐形疾病基因、流行病预测等领域的研究具有重要作用，其意义不仅在于可以帮助人们预测是否会得心脏病、糖尿病，更重要的是，它为我们打开了一本写着人体“生命密码”的大书。
“10年前六国绘制第一个白种人的基因组耗资20亿美元，因为现在科学技术的进步，华大基因采取新测序技术绘制‘炎黄一号’仅用了2000万元人民币。”作为“炎黄一号”主要发起人和负责人之一，王俊每次说起这些，都会很高兴。
他告诉记者，人体有三万个左右的基因，这些基因组合构成基因组，我们生老病死的奥秘就隐含在这些基因组里。如果把这些基因组编成一本书，摞起来有深圳帝王大厦那么高。王俊带领着他的团队就是打算读懂这本书，破译“生命密码”。
他很喜欢一句话：“两弹一星，没有一声巨响，这个世界谁也不会理睬你；基因组学，没有一道长空闪电，你将永远是别人的附庸！”
自1999年以来，他带领其研究团队，瞄准国家战略需求和世界科学前沿，在基因组学研究领域积极参与国际协作，先后参与了“国际人类基因组计划”、“国际人类单体型计划”等。此外，他们还完成了水稻、家蚕、家鸡、家猪等数个重要动植物基因组图谱绘制，使我国在基因组学研究领域跻身国际前列。
每一步该怎么走，王俊向来很清楚。“我们下一步的目标是绘制99个中国人的个体全基因组序列图，构成中国人群的遗传和多态性标准图谱，成为基因与医疗和健康的关键组成部分，简称‘炎黄99’”。王俊说，“随后，在上述基础上开展大众的基因与健康的预测、监测及个体化诊断和治疗，实现解读基因。”
“美国公司声称要在2001年9月份发表他们的成果，如果比他们晚一步，其价值就会大打折扣”
北京华大基因研究中心刚一进门的橱窗里，陈列着几张珍贵的照片。有一张，是王俊同美国《科学》杂志主编的合影。
2001年4月5日，继人类基因组测定之后，我国迄今测定的最大的植物基因组—水稻（籼稻）基因组工作框架序列图在美国《科学》杂志公开发表，被称为“一篇开创性的论文，对发展中国家的温饱问题和生存具有全球性的影响”。
水稻专家袁隆平评价说：“水稻基因组研究将促进分子育种与常规育种技术的结合，为超级杂交水稻研究插上腾飞的翅膀。”
在这项水稻基因组计划中，当时不过25岁，博士尚未毕业的王俊担任生物信息主管，主要工作是把同事们测得的基因数据有效地拼接、使之成为一个整体。同事们找到了水稻“基因天书”中的一个个“字”，王俊则要将它们理成文，悟出意来。
王俊至今还记得项目启动之初面临的窘境。由于设备不到位，前期的测序工作进展很慢。当时世界上包括美国在内的其他三家科研单位也在进行这项研究。他说，“美国公司声称要在2001年9月份发表他们的成果，如果比他们晚一步，其价值就会大打折扣。”
于是，7月到9月这两个月里，王俊他们开始与时间赛跑，吃、住都是实验室里，北京市科委听说后还专门送来了睡袋、行军床。苦战两个月，2001年9月20日，杂交水稻父本4倍的测序任务终于基本完成，中国科学家于10月20日向世界宣布：水稻（籼稻）基因组的工作框架序列图完成。
这在世界上引起了很大的轰动。美国《科学》杂志主编亲赴北京参加“《科学》杂志发表中国完成水稻基因测序学术论文通报会”。“我专门跑过去跟他合影。他看我那么年轻，非常惊讶。”王俊回忆道。
王俊很淡定，在他看来，“机会总会青睐有准备的人，一切都顺理成章。”在北京大学读生物学那会儿，他就“别出心裁”地辅修计算机、人工智能。1999年春，我国开始承担1%的人类基因测序任务，急需既有生物学背景，又精通计算机的复合型人才，王俊很自然地参与进来，有了这些积累，再做水稻测序就不难了。
“现在看来，当初的路是走对了”
从一个入行时略显青涩的“毛头小子”，到深圳华大基因研究院副院长，王俊说自己很幸运遇到了一个优秀的团队。
在他读研期间，杨焕明老师的一堂课使他坚定了发展方向和信念。当时杨老师正在中科院遗传发育所工作，即将筹建基因研究中心（北京华大基因研究中心前身）。有天杨老师受邀来北京大学讲课，讲的正是基因研究的应用前景。杨老师说，遗传保证了生命的延续，而突变产生了不同物种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差异；不同族群有着各自独特的遗传背景，对不同疾病的易感性也可能不一样；只有真正了解基因与疾病的关系，才能根据每个个体的基因进行疾病预测和检测，及早做出预防方案或进行针对性治疗。选择加入这个团队，王俊主要是看重三点：首先是行业，基因研究前景非常好；其次是领路人，杨焕明老师和汪建老师的视野和心胸非常开阔，他们现在做的事情几乎都在两位老师10年规划的蓝图之内。再次是在这个团队中自己将扮演什么样的角色。生物学和计算机的双重背景，王俊自信能得到很好的发展。
“现在看来，当初的路是走对了。”王俊他们的研究团队，由最初的北京的几个人，发展到现在分布北京、杭州、深圳三地的五六百人。王俊也成为领路人之一，对此，王俊感到肩上的担子重了不少。不过一贯自信的王俊微笑地表示，自己一定能带好一个团队。正是因为这种理念，记者发现，在华大，有很多刚刚走出校门的“主管”。
“其实很大程度上科研跟登山差不多，从登山中我可以得到一定的启发”
在华大，王俊曾创下一个记录：一周只睡14个小时，写起程序来依然快得惊人。
乍一听，总会误以为他是个十足的工作狂。但实际并非如此。大学时，他就是校篮球队队员，至今都保持了打篮球的习惯。在他给记者展示取得的成就照片时，总是会穿插着投篮的精彩画面。虽然每天的工作都被安排得满满当当，但只要一有时间，都会出去放松一下，登山是他的最爱。“其实很大程度上科研跟登山差不多，从登山中我可以得到一定的启发。科研和生活可以相得益彰。”
3月6日，“国际大熊猫基因组计划”启动。按照对外公布的时间表，完成此计划他只有不到半年的时间。而在之前，对于大熊猫基因组的研究，别说国内，就连国际上也是一片空白。即便是在如此时间紧、任务重的情况下，王俊还是给自己安排了一次登山旅行。他说：登山和科研一样都是人生的一种挑战。
· 人物档案
王俊，博士，深圳华大基因研究院副院长，“炎黄计划”主要发起人和负责人之一。丹麦奥胡斯大学人类遗传学研究所及南丹麦大学人类遗传学生化及分子生物学系客座教授；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客座教授。
研究领域涉及到基因组组装、注释、表达、复制、比较基因组学、分子进化、转录调控、多态性等多个领域;发展了多个包括组装、比对、注释在内的软件算法，建立了多个数据库。同时还致力于脊椎动物中的基因注释问题和非编码基因问题。在2003—2004年还参与了SARS基因组分析，组织实施了家蚕、家猪基因组计划与家鸡多态性图谱计划。
先后获得“中国科学院杰出科技成就奖”、“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中央国家机关优秀青年”、“香港求是科技基金求是杰出科技成就奖”、“中国十大科技进展”等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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