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施一公令人敬佩的爱国学者

成为我们的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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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伴随着斯德哥尔摩音乐厅悠扬的乐曲，身穿燕尾服的施一公走上领奖台，从瑞典国王手中接过2014年爱明诺夫奖，成为首位获得这一国际大奖的中国科学家,时间定格在3月31日晚11点（北京时间）。

“这个奖是很难得的。瑞典皇家科学院今年表彰的是施一公在细胞凋亡结构生物学方面的工作。诺贝尔化学奖每三年就会有一次给结构生物学的工作，这个奖跟诺贝尔奖很接近。”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饶毅教授表示，该奖项意义重大。

　　晶体学是一种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对物理、化学、材料科学、生命科学等学科都非常重要。2014年，恰逢晶体学诞生一百周年，被命名为国际晶体学年。

　　得知中国科学家获得这一国际大奖后，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研究员许瑞明说：“晶体学在生命科学里面发展相对来说比其他的领域要难。它的分支也多，生命科学的分量越来越重，现在可以说是占到半壁江山以上，在晶体学诞生100周年的时候，把爱明诺夫奖授予生命科学领域的科学家特别合适。”

　　“在中国的学校里面做出来的工作，受到世界大奖的认可，这种情况不太多，非常是少的，这个意义也许等于像中国第一次拿射击奥林匹克金牌。”对于这一奖项的重大意义，清华大学医学院常务副院长鲁白表示。

　　细胞凋亡又称为程序性细胞死亡，与细胞分裂、分化等过程共同协同保证机体的健康和稳定。细胞凋亡的异常是癌症发生的重要指标之一。揭示细胞凋亡的分子机理不仅可以加深对这一基本生命过程的了解，还能够为开发新型抗癌药物提供重要靶点和线索。

　　“癌症病人去医院看病，吃了化疗药以后，癌块消失，为什么消失了，是因为细胞凋亡了，这是一种特殊的死亡方式。因为受到一些药物刺激以后，程序性的死亡。为什么癌细胞后来不再凋亡了，比如说你给化疗药以后，一定是凋亡的细胞的机理发展了改变。我们用最最细微的方法，就是用看到蛋白质原子机构这样一个方法，来了解为什么在细胞内有些蛋白通过突变可以阻碍癌细胞凋亡。当你把细胞里的每个蛋白分子看得清清楚楚的时候，你自然把这个细胞如何抵御凋亡也就了解清楚了，通过这样的研究，就可以了解怎么样让细胞重新再激活凋亡途径。”获奖后，施一公通俗地向公众解释了它的研究领域。

　　自1998年以来，施一公领导的实验室主要结合X-射线晶体结构生物学和生物化学手段，系统地研究了细胞凋亡的发生和调控机制。他们的科研成果不仅清晰地揭示了细胞凋亡通路中的一系列分子过程，根据其研究的一项科研专利也已被转化为治疗癌症的新药，并进入二期临床试验的末期。（http://www.zhishichanpin.com/news/view.do?id=10596）

爱国者科学家无怨无悔

施一公现任清华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2008年离开美国回国工作。3月31日，瑞典皇家科学院授予施一公2014年爱明诺夫奖，奖励他过去15年运用X-射线晶体学在细胞凋亡研究领域做出的杰出贡献。据了解，爱明诺夫奖在业内的影响力与诺贝尔奖非常接近，该研究被视为抗癌研究的重大突破，他也是第一个获得该奖的中国科学家。
    晶体学研究，是施一公的“正业”,但是，施一公还因“不务正业”而遭到指责。2008年回国前，施一公是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分子生物学系教授，也是该系建系以来最年轻的终身教授和讲席教授，用董倩的话说，在他的研究领域内是“重量级的领军人才”,当他向普林斯顿大学提出要全职回国工作时，校方想用“无法拒绝的条件”来挽留他而未果。施一公回国后能取得这样的成果，固然跟清华所提供的科研条件分不开，但是，施一公是一个比较特殊的例子，不具代表性、普遍性。电话里施一公对董倩说，回国后他很不适应国内的人文环境，“做好的研究，不如与官员以及官员赏识的专家拉关系重要”.清华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施一公和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饶毅，曾联名在美国《科学》杂志撰文批评中国科研基金分配等弊端，被一些人批评为“不务正业”.2012年3月23日《中国青年报》刊登长篇报道《饶毅施一公为何落选院士》一文提及，“不务正业”是一些人反对施一公当选院士的理由之一。现在施一公获奖了，为国争光了，可能会堵住一些人的嘴；但是，如果没有这次获奖，他的观点就不正确、不合理了吗？反过来说，那些指责施一公“不务正业”者，是把“正业”务得很好了才来发表意见的吗？
    作为清华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施一公拥有充足的科研条件，如果只考虑自己，施一公不必为改善科研环境而呼吁；他之所以“不务正业”,是为了更多的科学家能取得更多的科研成果，更多地“为国争光”,这样的“不务正业”,究竟是太多呢还是太少？应该鼓励呢还是打压？施一公“不务正业”,是为这个国家更好呢还是更差？
    施一公对董倩说：有句话，能代表海外一批人的心声。我们这些人欠中国全职工作15年。如果我不回国，在美国生活一辈子，到晚年会极其痛苦，会非常非常的抑郁，会觉得自己这辈子欠了无穷无尽的债，我还不了，我会很伤感，回来以后至少这种感觉没了。
    孤陋寡闻如我者，是第一次似乎能触摸到一个海外学子的赤子之心。听到这样的话，估计很少有人能无动于衷。这番话，让人想到了“爱国”这个词——忽然发现，其实有两种“爱国者”.施一公是用行动、用科研成果来爱国；如果他不是这样一个人，他还能把70多名海外人才吸引到他的学院来吗？施一公的“爱国”,无声、无言而感人肺腑——回国前，施一公在普林斯顿大学分子生物学系中，实验室的面积是最大的，科研基金是系里最高的，5年的经费保守估计也在1000万美元以上。学校还资助他购买了500平米的独栋别墅外带1英亩的花园。另一种人，只在嘴上“爱国”,只号召别人“爱国”,他自己爱不爱，是不能让别人知道的；等到他的贪腐丑行败露，“爱国”这个美好、庄严的词语，也被他败坏了。后一种“爱国”的多了，想要施一公这样的爱国者多一点是否会更困难一点？
    有报道说，施一公去美国讲学，遇到了2000年诺贝尔奖获得者保罗·格林加德（Paul Greengard），保罗问：“听说你放弃了我们的国籍？”这在Paul看来是不可思议的事。保罗所说的“你”,是中国人，“我们”,是美国。在施一公这里，保罗判断失误了，但是保罗的判断是没有根据的吗？怎样才能让美国人的判断发生更多的失误呢？

　　2008年离美回国工作 现任清华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

　　京华时报讯美国当地时间4月30日，美国科学院发布消息，清华大学教授、生命科学学院院长施一公当选美国科学院外籍院士；此前的25日，他还当选美国人文与科学学院外籍院士。

　　同时，千人计划学者、耶鲁大学终身冠名教授邓兴旺和陈雪梅、YangWei等3名华裔美籍科学家，当选为美国科学院新科院士。

　　美国科学院成立于1863年，由当时美国总统林肯签署成立。其聚集每个时代最优秀的科学家，就科学技术相关问题做出独立建议。美国科学院现有院士约2200位，外籍院士约400位，其中约200位为诺贝尔奖获得者。今年，美国科学院公布的增选院士名单包括84位美国本土院士和21位外籍院士，施一公教授当选外籍院士，也是21位入选者中最年轻的一位。这是他继4月25日入选“美国人文与科学学院”外籍院士之后获得的又一学术殊荣。

　　施一公教授1989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生物系，1995年获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分子生物物理学博士。他2006年开始着手在清华大学建设实验室，2008年全职回国工作，现任清华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其领导的实验室主要运用X-射线晶体学，结合其他生物物理和生物化学方法研究生命科学的基本问题，在细胞凋亡调节机制、生物大分子机器组装与功能、重要膜蛋白结构与机理3个主要研究领域做出了重要的原创贡献。其团队取得的科研成果于2010、2011年连续两次入选“中国高校十大科技进展”，2012年被《科学》“年度十大进展”重点引用并入选“中国科学十大进展”。2008年，施一公当选美国霍华德休斯医学研究院研究员，但因全职回国而婉拒了这个职位。

　　简历

　　施一公，1967年生人，中国结构生物学家，清华大学教授，清华大学生命科学与医学研究院院长。长江讲座教授，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千人计划”首批国家特聘专家

　　1985-1989 清华大学生物科学与技术系，学士

　　1990-1995 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分子生物物理学博士

　　1995 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医学院，博士后

　　1996-1997 美国史隆凯特林癌症研究中心结构生物学实验室，博士后

　　1998-2001 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分子生物学系，助理教授

　　2001-2003 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分子生物学系，（终身）副教授

　　2003-2008 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分子生物学系，（终身）教授

　　2007-2008 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分子生物学系，Warner-Lambert/Parke-Davis教授

　　2008-至今 清华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博导

　　链接

　　2011年落选中科院院士引发争议

　　2011年中科院院士评选中，施一公和北大生命科学学院院长饶毅两个学界明星双双落选，引发了舆论对院士评选的热议。

　　饶毅在第一轮折戟，施一公在第二轮沉沙。2011年12月9日，在新增院士名单出炉后数小时，饶毅便撰写了一篇4000余字的博文，标题为《解剖“逆淘汰”社会现象的一只麻雀》，为施一公的落选鸣不平。

　　谈及施一公等人的落选，饶毅总结认为，院士评选中，重视的不是学术水平、年龄、学术年资、在国内科学贡献大小，而是“在有些人面前低头排队的时间，有时可以起很大的作用”。他当时宣布不再参选院士。

　　施一公在接受采访时曾说，“科学是高尚的，但科学家不一定就高尚，不要把这两个概念混淆”。在他看来，国内太注重外表，注重头衔。

2010年，饶毅和施一公联合在《科学》杂志上发表评论，批评国内科技体制以及学术界风气引起巨大反响。他们称：“中国政府投入的研究经费以每年超过20%的比例增加，从理论上讲，它应该能让中国在科学和研究领域取得真正突出的进步，与国家的经济成功相辅相成。但在现实中，研究经费分配中的严重问题却减缓了中国潜在的创新步伐。在中国，为了获得重大项目，一个公开的秘密是：做好的研究，不如与官员和他们赏识的专家拉关系重要。”

2013年46岁施一公当选中科院院士

　　2013年两院每两年举行一次院士增选。中科院53名新增院士从391名有效候选人中选出，平均年龄54岁，60岁及60岁以下的占85％。年龄最小的45岁，是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女教授谢毅；年龄最大的74岁，是复旦大学的孙鑫教授。

　　增选结果一公布，很多人就注意到了中科院名单上施一公赫然在列，这一结局可谓皆大欢喜，尽管晚了两年。作为学术成绩斐然的“海归学者”，清华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施一公在学术圈外同样引起了公众关注。需要指出的是，中科大45岁教授谢毅的出现，让46岁的施一公，没能成为“最年轻院士”。

　　2011年，施一公和北大的饶毅教授曾在美国《科学》杂志上发表社论，讨论中国的科研基金分配体制及科研文化问题，矛头直指科研基金管理中各种“潜规则”。当年，施一公入选最后又落选中科院院士增选，一度引起争议。到了今年4月底，施一公成为美国“双院”外籍院士，这一结果又引发了美国院士却当不了中国院士的讨论，并再次引起公众对中国院士遴选机制的聚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