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生态社会主义思潮启示
作者：郇庆治
2012年10月20日 来源：人民论坛
“生态社会主义”是一种首先在欧美西方国家兴起的新型社会主义思潮或环境政治理论流派，是马克思恩格斯之后，依据生态环境问题政治影响日渐突出的事实逐渐形成的、在社会主义视角下对生态环境问题的政治理论分析。
西方生态社会主义思潮的新进展
一是对“马克思的生态学”或“马克思主义生态学”的理论探索。这方面主要以美国学者为代表。世纪之交，詹姆斯·奥康纳提出并阐述了资本主义制度下存在着“双重内在矛盾”的理论，认为其除了面临着资本积累的经济危机,还有作为生产与消费前提的生态危机。约翰·贝拉米·福斯特把“马克思的生态学”思想重新阐释描述为一种“生态唯物主义”，乔尔·科威尔则重新肯定了自然的解放是与劳动的解放或马克思所称的“生产者的自由联合体”不可分离的。结果，尽管对于马克思恩格斯是否拥有完整的生态学思想，即使在这些生态马克思主义学者中间也依然存在着争论，但无可置疑的是，经过上述学者的“马克思主义的绿化”，马克思本人著述中的生态学思想或马克思主义中的生态维度（“绿色的”马克思主义）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彰显。
二是对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及其全球化的反生态性的社会主义批评。与生态马克思主义领域研究中的情形不同，欧洲学者在这方面一直占据着领导性地位。塔基斯·福托鲍洛斯集中阐述了一种“生态资本主义”（渐进的绿色改良）道路的不现实性，萨拉·萨卡则明确提出了一个基于替代性进步观念（世界经济与人口规模萎缩、生态道德新人培育）的绿色未来设想，认为这种新型的生态社会主义社会必须与基于正义和公众参与的优秀社会主义传统有着某种历史性关联。概括地说，资本主义制度特别是它的经济生产与消费方式应该为现实中的生态环境危机负责，这是几乎所有生态社会主义理论家的共识，尽管他们在批评态度的严厉程度上有所不同。
三是对“红绿”运动政治合流趋势及其现实进展的理论分析。应该说，世界（资本主义）经济政治的一体化潮流构成了“绿色”与“红色”两大运动趋向政治联合甚至融合的内在动力。从理论层面上说，“红”、“绿”之争及其对话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就一直是西方左翼政治理论家和学者的重要主题之一。在这方面，鲁道夫·巴罗这位前民主德国的“持不同政见”政治理论家，不仅亲身参与了西部德国绿党和东部德国民主社会主义党的创建，而且从理论上致力于“红”与“绿”运动的政治融合；戴维·佩珀则明确提出生态运动的政治未来在于与传统左翼运动和新左翼运动的联盟与整合。进入新世纪以来，这方面的两个最重要文件是乔尔·科威尔与迈克尔·洛威2001年发表的《生态社会主义宣言》和萨拉·萨卡与布鲁诺·科恩合著的《生态社会主义还是野蛮堕落？——一种对资本主义的新批判》，前一个宣言致力于成为新成立的国际性生态社会主义组织的政治纲领（一个名为“国际生态社会主义网络”的团体于2007年在巴黎成立），而后者则侧重于对资本主义不可持续性的理论批判与生态社会主义政治选择必要性的学理阐述。
西方生态社会主义的理论教益与启示
总之，对马克思主义生态学（马克思的生态学）的重新阐释、对资本主义经济及其全球化的反生态性的理论批评、对“红绿”运动政治联合趋势与实践的理论分析，构成了西方生态社会主义思潮过去十多年来的主要进展。
一方面，上述这些方面的理论进展在相当程度上影响到了我国学界同期关于生态社会主义理论的研究，除了对欧美学术同行研究成果的译介与追踪，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我国关于马克思恩格斯生态学（人与自然辩证关系、生态文明）思想的集中探讨。可以说，正是这方面的基础性研究成果促成了我国学术界2007年前后关于（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即“生态的社会主义”）的热烈讨论。
但另一方面，我们必须意识到，生态社会主义或“社会主义的绿化”已经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拓展与深入而具有了全新的挑战性意涵：改革开放30多年之后，我们已经在不经意间成为了一个全球性生态社会主义运动进程的一部分——在一场拯救地球所必需的“红绿”变革的主动施动者和“拖后腿者”的意义上。这意味着，生态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已不再仅仅是欧美西方国家的事情，而是说，我们已经同时成为人类社会面临着的前所未遇的生态难题成因的一部分和解决出路的一部分，我们也必须认真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和削减温室气体排放。换言之，我们不仅需要一种更加积极的生态社会主义变革的“主人翁”意识与心态，而且必须以更大胆的理论反思精神和政治革新勇气来审视我们自身。如果立足于上述高度，我们就会发现，西方生态社会主义思潮及其进入21世纪以来的进展提供了十分丰富的理论教益与启示。
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当今中国必须正视、而且必须做出色的就是将生态社会主义理念与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相结合这一篇大文章，而为此我们需要更具理论想象力、但也应更具现实批判精神的生态社会主义研究。作为结语，笔者不妨引述詹姆斯·奥康纳对生态社会主义所做的设定：“生态社会主义是一种生态合理而敏感的社会，这种社会以对生产手段和对象、信息等的民主控制为基础，并以高度的社会经济平等、和睦以及社会公正为特征，在这个社会中，土地和劳动力被非商品化了，而且交换价值是从属于使用价值的”。
（作者为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导）
